1934年春，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政委伍云甫（解放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书记）找来一分队指导员袁光，郑重其事地宣布道：“小袁，自从无线电培训学校从总队分出去后，这里的人员编制就有点多了，考虑到你担任指导员的这段时间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思想工作方面，所以组织上决定调你到江西军区的无线电第十四分队担任政委。”

听说要被调去陌生的新单位，才担任指导员不过半年的袁光脸上顿时露出忐忑不安的神情，伍云甫语重心长地安慰道：“不要害怕嘛，这次任命是组织上经过认真研究的，大家一致认为你挑的起这份担子，希望你到那边也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第十四分队的领导以前都是从总队调去的老同志，你只要把他们团结起来，相信一定可以把工作做好。”

袁光，原名袁邦光，1909年出生于江西泰和，1927年参加当地的农民赤卫军，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解放赣江重镇吉安后，他和两个堂兄弟都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到总部警卫团。1931年1月，袁光被调到新成立的红军无线电总队，主要负责总队的后勤、政工工作。听完伍政委的话后，袁光放下思想包袱，在向战友们告别后就前往新岗位报道了。

江西军区司令部的驻地在宁都县城东面十多华里的一个小村庄，袁光报道后，军区参谋长陈奇涵（1955年上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他送到无线电队。无线电队队长黄庆元、支部书记靳子云（解放后任邮电部副部长）、报务主任黄子坤（解放后在机械工业部工作）等几个领导都出来迎接，虽然大家之前在总队时都不认识袁光，但现在却一见如故。

靳子云向袁光介绍了第十四分队的情况：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无线电分队，使用从宁都起义带来的一台大功率无线电电台，全队包括监护排、运输排在内共有指战员160余人。讲着讲着，靳子云忽然故意对袁光说：“袁政委，您初来乍到，可能对我们这里情况不太了解，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内部问题需要您处理，时间一长您自然会明白。”

袁光一开始也好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与新战友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才逐渐明白，问题出在队长黄庆元身上。黄庆元比袁光小三岁，出生于上海崇明县港西镇一户小康之家，在从崇明县立中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六期南昌分校无线电科。毕业后，黄庆元被分配到蒋军第28师公秉藩部的师部电台，当了一名电台报务人员。

在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期间，蒋军第28师遭红军歼灭，黄庆元与师部电台一起被红军俘获，并见到了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副主席。在周副主席的教育下，原本思想进步的黄庆元毅然决定参加红军。参加红军后，黄良成先后担任红三军团无线电九分队报务员、红军无线电培训班教员，后因技术娴熟调任第十四分队队长。

靳子云与黄庆元一样是起义的蒋军无线电技术员，他比黄良成大两岁，出生于河南省长垣县一户贫农家庭，19岁时为了混口饭吃参加了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国民军，因为头脑聪明而被选送去学习无线电技术。参加宁都起义后，靳子云先是分配到红五军团电台工作，后调到第十四分队任支部书记，他并不擅长无线电发报技术，而是主攻电台设备维护维修。

严格的来说，靳子云与黄庆元在工作和思想认识上并没有什么矛盾，问题来自于两人的日常生活方面。黄庆元因为出生于富饶的长三角地区的缘故，加上红军无线电技术员薪资本身就高，因此在物质生活上比较会享受。加上他出生条件优越，从上学到参军一路走来都比较顺利，因此生活上也比较浪漫些，在工作中喜欢和同事、下属间开开玩笑、搞搞聚会之类。

而靳子云因为从小生活条件艰苦，在旧社会旧军队一路走来尝遍人间冷暖，所以在学习了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后，自然就对黄庆元的这些行为很看不惯。在他看来，黄庆元日常中的这些打哈哈的行为属于旧军队拉拉扯扯的不良作风，开玩笑属于散布不健康思想，搞聚会属于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所以两人之间就这样很快产生了隔阂。

袁光因为也是贫农出身的缘故，与靳子云很有共同语言，同样不喜欢黄庆元的这些行为。为此他后来专门找到黄庆元，说：“黄队长，我觉得你在工作中存在着过度浪漫化的问题，这既不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也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希望你好自为之，及时改正。”黄庆元表面上表示愿意接受袁光的批评，但其实内心很抗拒他们干涉自己早已养成的生活习惯。

所以这样一段时间下来，黄庆元还是像以前一样和同事、下属们相处，同时不忘到处开玩笑说“这个袁政委真是古板，我吃点东西还说三道四”。袁光看在眼里，心里当然十分生气，认为黄庆元“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劣性难改”，是在企图孤立他和靳子云。于是在内部组织会议上，袁光再次批评了黄庆元，点名要求他不要搞小团体，后者则还是只在表面上表示接受批评。

事情发展到这里，袁光、靳子云与黄庆元之间的误会和矛盾也越来越大，直到上级派军委三局科长罗若遐（1955年少将）来代理队长，才结束了这一冲突。黄庆元后来被调到军委三局任无线电队队长，参与了红军长征，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继续从事电台侦查工作，先后化名黄滨、黄良臣。

黄庆元改名的事情只有少数上级知道，对外上级则宣称“这个人吃不了苦跑回老家了”，一直关注黄庆元下落的袁光当然不知道其中底细，所以他在多年后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下“这个人终于当了可耻的逃兵”。袁光后来又参与了我军早期炮兵和铁道部的建设，解放后曾任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副庭长，并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最后于1998年病逝。

那么黄庆元这位我军早期的无线电技术功臣，最后为何销声匿迹了呢？1941年他奉命撤出西安办事处，转而在当地开了一家杂货铺，以此为掩护为八路军电台和秘密电台采购电台零部件。1946年杂货铺暴露目标后，黄庆元在地下党安排下返回崇明老家，在安顿好家人后，他又于1947年化名考入蒋军电讯管理局，后又转入蒋军军统电讯处工作。

1949年5月蒋军撤出上海后，黄庆元又随蒋军撤退到台岛，并于1950年初悄悄返回崇明老家。

返回老家后，黄庆元因为从事地下工作那段时期的历史问题说不清，而一直在崇明老家务农，最后于1975年病逝。现在虽然有关部门已经确认了黄庆元的崇明籍老红军的身份，但关于其历史问题的结论却一直没有公布，有人说他在返回崇明老家后就当了叛徒、去蒋军那里上班却没有向组织报备，也有人说他是奉命去军统和台岛潜伏的，其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恐怕已经无法再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