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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毛主席和红军队伍在长征路上经历了无数次考验后,在胜利的曙光已经可以看到时,满怀激情下写出的不朽诗篇。
而在写下这首诗的1月份时,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共产党面貌的大事变——遵义会议。以毛主席为主要代表的正确主张被确立了起来,其中离不开一个人的大力支持。
被迫开始长征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便饱受磨难。在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参加大会的仅有13名代表,而全国的党员也不过才50多个。
然而这依旧受到了法租界巡捕的干扰,当时的共产党代表们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以游客泛舟作为掩护。
不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之后的中共二大又分别确立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组织起工人运动,共产党的事业开始蓬勃发展了起来。
随后又与国民党合作,联合起兵北伐。而随着北伐战斗的节节胜利,各地的工农运动也持续高涨了起来,可这也引起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猜忌,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在大革命的失败之中,共产党人们也意识到掌握独立武装的重要性。于是,便开始发展自己的武装部队,打造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军”。
但是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力量实在是过于弱小,很难在正面上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做斗争。于是毛主席又大胆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并且在1927年的10月,毛主席亲率一支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随后各地的起义军也开始效仿毛主席的做法,在赣南、闽西等地区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时,全国上下已经创建了大大小小十几块根据地。
可根据地的发展也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从1930年10月开始,不断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许多优秀的干部和战士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幸得有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前两次的反“围剿”不仅取得了胜利,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歼灭了不少敌军。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依旧采取毛主席“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歼灭敌人3万有余,然而后期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和夏曦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受挫。
1932年底,国民党更是派出30个师的兵力,“围剿”红军革命根据地。但是在周总理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依旧取得了胜利。
同时在这一年,共产国际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力量,派德国共产党人李德来苏区担任军事顾问。
李德虽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还精通街垒战。但是他对中国的革命现状并不了解,对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更是存在明显的错误估算。
在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战役打响之前,李德等人竟然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完全没有遵照前几次胜利的经验,以“军事冒险主义”的策略,命令红军主动进攻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要知道当时不仅存在敌我兵力的差距,武器装备上更是不在一个层次。
可即便是作战失利,红军部队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李德等人却又提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的“拼命主义”策略。
这导致红军的伤亡不断激增,而当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发起进攻后,李德不想着集中兵力对抗,竟又异想天开地采取分兵御敌。
虽然英勇的红军战士们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浴血奋斗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是也实在是招架不住以博古为中央领导,以李德为军事指挥“左”的错误。
在经历了一年的斗争之后,红军不仅没能打破国民党的“围剿”,自身的处境也极其的危险。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战略战役,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长征。
反思“左”倾错误
然而即便是在长征的路上,博古等人依旧是执迷不悟。想要继续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回合,全然不顾当时国民党已经在湘西的路上布下的重兵。
此时的党内已经有不少人察觉到战争的失利完全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形势愈演愈烈。
在继续行进的长征路上,王稼祥经常和张闻天等人行军宿营。当谈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时,大家也一致认为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指挥。
但是如何才能扭转这样的错误?谁才能带领共产党的事业重新发展起来呢?王稼祥想到了1931年初次与毛主席的相遇。
虽然王稼祥早在苏联求学时期便听闻了不少有关毛主席等人的革命经历,但是一在他进入苏区开始,才算是对毛主席有了直接的接触。
王稼祥发现毛主席与在中国和苏联见到了其他领导人都不相同,说起话来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所讲的道理是简单明了的,不至于其他领导讲起话来云里雾里。
在中共的第二次到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祥都有直接参与,所以他对毛主席当时提出的“诱敌深入,集中歼敌”的政策很是佩服。
当时这样的作战方法却只得到了少部分人的支持,许多人尤其是当时的中央的领导们并不认同毛主席与朱德等人的做法,可王稼祥在后来的中央局军事会议上还是站了出来予以支持。
那时候正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左”倾冒险主义横行的时候。博古等人更是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奉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许多同志因为与博古等人持不同的意见,而遭到了不公的对待。也是王稼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干部。
毛主席在事后回忆起来,也感叹:
“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任弼时,特别是王稼祥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是相当困难的。”
残酷的革命斗争结果让王稼祥对博古等人的主张愈发得不满了起来,他认为只有彻底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执行正确的主张才能挽救中国的革命事业。
而正确的主张自然便是王稼祥亲自所见闻到的毛主席的军事主张,只有继续以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国情道路的才是中国共产党的关键。
这样的想法萦绕在王稼祥的脑海中,挥散不去,这也就为在未来他在遵义会议上为毛主席投下“关键一票”埋下了伏笔。
王稼祥跳出“左”倾
王稼祥本人是当时整个共产党内少有的“科班”出身的高级领导人之一,早在中学时期他便已经具备了革命斗争的想法。
在上海大学附中读书时更是受到了不少中共优秀党员进步思想的感染,早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次年去莫斯科留学,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
这样的学习背景与当时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王明、博古等人十分相近。但王稼祥却没有像他们一样,一头扎进“左”倾教条主义之中。
这是由于在莫斯科学习时,王稼祥极为得刻苦。每天除了一节不落地认真学习必修课程,还在课后继续埋头学习几个小时,这为他之后回国进行革命斗争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此时的王稼祥还只是一个只具备理论功底,而没有革命工作经验的“毛头小子”。正是在后来与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毛主席接触下,王稼祥才不断蜕变成为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这也离不开,王稼祥在学习工作中喜欢不断思考和总结。
他认为只要对于自己的错误有严肃的态度,就一定能慢慢地承认、了解与改正。
但这样的想法,博古,李德与王明等人是不具备的。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确定正确的主张。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的一个地方军阀公馆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这也就是我党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遵义会议。
此时的王稼祥虽然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在反“围剿”战争中,他腹部受了伤,不能久坐,但是王稼祥深知这场会议的重要性,便依旧前来参会。
在召开这场会议之前,王稼祥便积极配合毛主席。主动去找了一些同志谈改组中央领导的想法,并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三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王稼祥还去找了军队的一些同志,亲自出面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和一些政治观点解释给他们听。
聂荣臻在回忆王稼祥前来找自己谈话时,曾提及当时王稼祥的话语中充斥着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甚至直接说道
:“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在大会一开始,博古先是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不过他依旧还没有认清自己的错误,反而一直强调客观原因,还把错误归咎到王明的身上。
这样的报告不仅很难让人信服,更是让大会陷入了僵局。明明有错,却依旧想着推辞,不肯承认错误,让后面发言的人一时难以畅所欲言。
但周总理作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作副报告时,则是真诚地做了自我批评,认真详实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不仅主动承担了责任,还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等人。
之后毛主席上台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批评了李德博古等人的“进攻冒险主义”和“防守保护主义”,并指明了今后革命的斗争方向。
等到毛主席发完言,王稼祥便立马站了起来,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并接着继续批评了党内博古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倾向。
王稼祥更是大胆建言道:
“中央立即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改组现有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并由毛泽东来指挥中国工农红军。”
之后,不断有革命干部起身发言,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予以赞成。还举出了不少例子,来证明毛主席在前期的革命斗争中,所发挥的重大贡献。
看到大家的发言,周总理再次起身发言,并讲道:
“我完全赞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们的发言,并特别拥护毛泽东同志来负责指挥今后的军事行动。”
会议结束之后,中央党委便进行了重新的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周总理,毛主席,王稼祥三人为核心的军事指挥小组。
也正是王稼祥等人在此次会议上对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才算是使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了成熟,不仅挽救了党,更是挽救了中国的革命。
在许多年后的中共七大的一次谈话上,毛主席也说道: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是从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