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运动时期，有些老干部遭到监护多年，获得“解放”，重新被安排工作，遭遇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开会说话不利索了，磕磕巴巴不知道怎么讲。

有这样现象的不在少数，如王平、宋任穷、廖汉生等等。

1967年，作为南京军事学院政委的王平，受到冲击，被扣上多顶帽子，而遭到监护。

1972年，在老伴的帮助下，一封申诉信送到中央领导手中。没多久，他就被通知：把东西清理一下，准备好。王平以为要把他转移到别的地方，内心还是很矛盾。下午有人告诉他，接到上级指示，让他回家去，等待结论。

5年的监护生活，一直是一个人，即便是回到家，只是面对老伴，语言上功能似乎有些丧失，说话磕磕巴巴。虽然获得解放，可此后3年一直赋闲，他去过北京，要求工作，上级给他的答复是慢慢来。

到1975年，已经离开工作岗位8年的他，接到重新任命，到炮兵担任政委，在就职大会上，因为长时间不公开讲话，也不知道怎么说，说不出来，索性就简单说两句。放在曾经那要侃侃而谈了。

不过，随着工作恢复，语言上的障碍，逐渐得到恢复。

像王平这样的现象不是个例，同样也发生在廖汉生身上。

无独有偶，廖汉生此前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同样在1967年受到冲击，遭到监护。5年里，没有与家人取得联系。同样到1972年，他被通知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

直到1973年，赋闲一年多后，如果不是把自己想工作的心情告诉老战友宋时轮，自己何时分配工作还不知道。

到任后，因为多年没有参加大会、小会讲话，不知道怎么说了，索性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

相比之下，宋任穷比他们俩靠边站时间都长一些。

自1967年靠边站后，此后一直到1977年才有新工作。而且是在张爱萍的推荐下，才复出工作。上级之前没给他安排工作，是政治问题留下小尾巴没有处理。尽管他“解放”出来早，也找过老首长，什么时候能分配工作，但最后得到答复是等。

10年没有工作，一上任也是什么话也不会讲太多，唯有就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除了他们，曾经的副国级陆定一，自1968年被监护起来，在秦城一年又一年度过。为了防止语言功能丧失，他想了很多办法，让自己回忆、大笑、唱戏等，保持口腔肌肉。即便被关十多年，他的语言功能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得益于自己刻意的训练。

除了他们职务，还有伍修权等一批老将，也出现这样的现象。

不过，这样的人生低谷都是暂时的，他们最后都纷纷重新走上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