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上海陈独秀的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也由此开启了中共党史上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篇章。
来人是俄共(布)中央派出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他还有个中文名字叫作吴廷康,同行的有其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
“啊,欢迎,欢迎,”看了李大钊的引荐信,陈独秀脸上露出了欢快的笑容。
杨明斋说:“维金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留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在北方从事建党工作。”
陈独秀点点头,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维金斯基睁大眼睛,集中精力听陈独秀的讲话,杨明斋将陈独秀怀宁方言极重的话翻译了一遍后,维金斯基用力点了点头,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再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一段时间后,维金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一、沈仲玉、慰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
“吴先生对在上海建党有什么看法?”一天,陈独秀问杨明斋。
“吴先生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同时也感到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杨明斋担忧地说。
“中国的腐败势力还很强大,现在做讲演、写文章是必要的。这同劳动者先要求改良、后要求管理权一样,只能一点一点来。”陈独秀安慰杨明斋说,
其实维金斯基到上海后,很多人都表现了对共产党的兴趣,除了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还有戴季陶、张东荪、沈仲九、刘大白、胡汉民等人。
戴季陶夫妇住渔阳里6号前楼,和陈独秀是邻居、对于这位《星期评论》主编,维金斯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此外,维金斯基对《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的印象也很好。
“我的意见,由陈先生和戴季陶、张东荪为主发起组织共产党。他们都是活动分子,又有社会主义倾向。”中天气渐热,维金斯基想加快建党进度。
“可以试试。”听口气,陈独秀有些不以为然。
张东荪最早发现共产主义不对自己的胃口,参加一次碰头会后,再也没有见到他的人影。
“张东荪和适之(即胡适)一样,自称不谈政治。除非逃到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怎么能逃得掉呢?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陈独秀对于张东荪的掉头转舵,并不感到奇怪,
“张东荪和戴季陶对共产党名称不感兴趣,能不能不叫共产党?”陈独秀问维金斯基。
“叫什么呢?”维金斯基问。
“叫社会党如何?”陈独秀想到德国杜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搞起来再说,不行还可以改过来。”
维金斯基点头:“只要服从共产国际,名称上可以不强求。”
陈独秀也拿不定主意,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再给守常写封信,讨论一下吧。”
起草党纲时,戴季陶看到其中一条“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眉头皱了一下,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
陈独秀见维金斯基不可理解,说:“他(指戴季陶)参加同盟会,要立誓言、按手模,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
陈独秀在戴季陶处看过一幅雪白的丝绢挂轴,上面有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三人1913年在日本为戴季陶题词,孙文题词是“淡薄明志,宁静致远”,可见孙、戴关系确实不一般。
戴季陶、胡汉民中途退出后,维金斯基情绪有些低落,陈独秀反而热情高涨,坚定地表示:“建党这件事势在必行、非做不可!”
这时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也提出不能接受党纲。
沈仲九、刘大白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反对清朝的封建君主的政治,也反对西欧的民主政治。
无政府主义者咒骂资产阶级国家,陈独秀赞成,但陈独秀说:“国家、政治、法律是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可以改造嘛,不可抛弃不用而采取一概反对的做法。”
沈仲九、刘大白等人退出后,陈独秀安慰维金斯基:“不要紧的,思想不一致,勉强不得,”
在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讨论了一下陈独秀的来信,李大钊说:“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改为共产党,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改为称作共产党了,我们也叫共产党吧!”
张申府说:“好!我给仲甫回一封信,就定下来叫共产党。”
三个多月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使得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正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
客观而言,无论陈独秀在党史上存在怎样的争议,他对民主革命坚定的意志、执着的信念都是令人敬佩的,正是这样的性格特质造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开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