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实行了第三次特赦，这次特赦名单中有一个叫李仙洲的人，引起了周总理的极大关注，总理甚至设宴亲自款待。此人可不简单，他是蒋介石“嫡系”将领，先后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12次大规模会战，于1947年莱芜战役中被俘，后来被送到功德林进行改造。

两人一见面，李仙洲激动地差点喊出“老师”两个字，但考虑到二人如今的身份，最后只能恭敬地叫了声“总理”，他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满怀愧疚地说：

“我有罪，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交代。”

周总理一脸疑惑地听他说完，由衷赞扬道：“这算什么问题，这分明是大功劳啊！”

李仙洲为什么想称呼周总理为“老师”，他们之间有什么渊源？他隐瞒了12年，直到释放后才决定交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被周总理看成“大功劳”？

李仙洲，1894年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在成为威名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前，曾经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他对学生有耐心，讲课生动，深受学生的喜爱，他也十分热爱这份工作，一度把“教书育人”视为毕生事业。

可是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李仙洲深刻认识到教书育人并不能拯救当时的中国，于是他开始谋求其他救国路线。

1924年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消息传到长清县，这位苦闷的教书先生心中忽然一亮，机会来了，他不顾家人的阻拦，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这一年李仙洲已经30岁了，有妻儿要照顾，有双亲要奉养，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走了家里怎么办？李仙洲握着妻子的手说：

“国之不国，哪里还有家？我参军报国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不要继续生活在战乱里。”

妻子只能依依不舍地放行。和他一起报考军校的还有两位老乡李玉堂和李延年，这三人被称为“山东三李”，都顺利通过了军校的考核，此后又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

李仙洲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里年龄最大的一名，身为老大哥，他经常照顾年纪小的同学，很多同学也都亲切地称呼他“李大哥”。

人过了30岁体能就开始逐渐下降，和那些十多岁、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比，李仙洲在各种体能训练中多少有些吃力，但他坚信勤能补拙，别人训练一个小时，他就训练两个小时，靠着这股韧劲儿，李仙洲在考试时把很多年轻同学都甩在了后面。经过7个多月的学习训练，11月份正式毕业。

也是在此时，26岁的周恩来被派遣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他一上任就进行了多项改革，比如新建了完善的工作制度、聘请名师担任教官等，为推动军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得到了李仙洲和其他学生的敬重。

周恩来为人热心随和，经常帮助学员们解决各种问题，得知李仙洲比自己大4岁，每次见面都会亲切地称呼一声“李大哥”，李仙洲则回复周恩来“主任好”，两人的交流十分有趣。

李仙洲毕业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教导团排长，先后参加了东征、北伐等军事行动，他作战勇猛，坚持服从命令，在和敌人对战时多次立下军功，而且个人生活作风严谨，不像一些将领有权有势以后，就沾染一身吃喝嫖赌的恶习，李仙洲因此逐渐受到了蒋介石的关注，1928年二次北伐期间，被任命为蒋介石的警卫员。

李仙洲身上有一股书生气，重义气、认死理，他把蒋介石看做人生伯乐，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各项命令，很少思考这些命令是否正确，比如1931年参加了“围剿”鄂豫皖苏区行动，依旧是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对红军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破坏。

这种具有超高执行力的将领深受蒋介石的器重。一次，蒋介石亲自召见李仙洲，询问他：“愿不愿意到21师去？”

李仙洲心想自己出身黄埔军校，是校长的嫡系，怎么能跟21师那种杂牌军混到一起，当场就找个由头拒绝了。

老蒋的态度却很坚决，亲自询问你，你敢拒绝，直接下命令你敢抗命吗？于是一道命令把他调到了21师。李仙洲琢磨了好久才琢磨清蒋校长的良苦用心，他到21师以后积极参与军政管理，对上对下都态度和善深得人心，没多久就架空了代理师长梁立柱。

眼看时机成熟，蒋介石找了个由头撤掉了梁立柱的职务，把李仙洲推到了师长的位置上，从此这支杂牌军成了蒋介石的嫡系军队。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十分器重李仙洲，李仙洲也知恩图报，在战场上更加卖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李仙洲奉命奔赴抗战前线，先后参加了长城居庸关抗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多场大型会战。

在忻口会战中，日方派出了陆军王牌第五军团，这个军团号称“半个师团打遍华北无敌手”，长期在中国境内横行。中方也派出了28万精锐兵力，由卫立煌担任战前总指挥，朱德、傅作义也都参加了大会战，足见战况有多激烈。

会战开始后，李仙洲率领21师奉命赶往忻口西北高地，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成功夺取了一个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山头，可惜还没来得及高兴，就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对方派出了战机对高地进行狂轰滥炸，21师的抵御战斗打得异常艰难，李仙洲不顾危险亲自到前线阵地指挥，大大地鼓舞了全军士气。

一天，李仙洲在视察战况时，突然感到胸口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直到身边的人惊呼起来：“李师长你受伤了！”

他愣了一下，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中枪了，原来日军派出了狙击手隐藏在暗处，伺机刺杀中国指挥官。

李仙洲这次负伤极为严重，左胸被当场射穿，为了把他送到后方医院，牺牲了十几名士兵。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大赞他忠勇可嘉，还发来了亲笔慰问信和五万元法币奖金。

李仙洲并没有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他说：“我的命是用战士们的命换来的。”

就托人购买了一批重要药品送到了前线，让更多的伤员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李仙洲痊愈后，又投身到战斗中。1938年日军调集30万精锐兵力兵分六路包围徐州，企图歼灭五战区的野战军，李仙洲奉命率领92军从台儿庄方向赶去增援，他面对装备精良、有大量重武器加持的日军毫不畏惧，带领队伍奋力击杀，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仙洲在抗战时期英勇抗击侵略，就算身受重伤也勇往直前，是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可惜抗战结束以后，他却跟着蒋介石走上了一条背离人民的道路。

1947年初国民党制定了“鲁南会战”

计划，根据计划安排，国民党会调集精锐部队集中力量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目的是控制华东解放区，李仙洲奉命率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所属部队从北面进犯莱芜。

国民党军来势凶猛，且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想要突破十分艰难。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经过反复讨论，决定避开敌人的主力锋芒，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歼灭兵力相对薄弱的李仙洲部，以求找到突破口。李仙洲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次参战本来只是辅助突击，并非作战主力，却早就上了华东野战军的歼灭名单。

第二绥靖区所属部队很快就占领了莱芜，可惜没过多久，李仙洲就绝望地发现自己陷进了野战军的包围圈。他和军中将领商量突围策略时，突然收到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的电令，要求他集群撤离，然而这条撤离指令并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批准，王耀武挨了一顿臭骂，又下达了一条全体部队返回莱芜的命令。

如此周折，全军疲累不堪，在莱芜一带还没休整过来，王耀武又突然发现了华野军队的踪迹，再次命令部队急速撤离，李仙洲虽然心中有疑虑，但是他依旧秉持着“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原则，率领部队向指定方向突围。

没想到正好落入了华东野战军的“口袋阵”里，被来了个“瓮中捉鳖”，2个军部、7个师团6万多人全部被歼灭，他本人也被俘虏。王耀武得知消息后，气得破口大骂：“6万多人说没就没了？就是6万头猪也得抓几天吧？”

国民党在莱芜战役中会失败，除了高层指挥失误，李仙洲的一名部下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就是韩练成，此人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46军军长，实际上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通过他的努力，华东野战军早就洞悉了李仙洲的军事部署。

在国民党军商讨突围时，韩练成以“收拢部队”的名义极力拖延时间，突围时又忽然失踪，李仙洲一边指挥队伍，一边忙着找人，忙得焦头烂额，突围计划也被打乱了，最终延误了突围的最佳时机。

直到多年以后，李仙洲才得知昔日的部下早已经成为共和国的开国中将，也才恍然大悟，当年突围时为什么一向果决的韩练成会状况百出、屡屡犯错，原来都是有意为之。

李仙洲被俘以后，解放军给了他很大的优待，当时正值冬季，天寒地冻，华东野战军炮兵司令员陈锐霆看他衣着单薄，二话不说就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递给了他。听闻李仙洲在战斗中腿部负伤，还专门派人帮助他治伤。

开始时李仙洲抱着“以死殉国”的决心，对于任何帮助和优待都无动于衷，直到见到了华东野战军总司令陈毅，从陈毅的口中得知，蒋介石已经把莱芜战役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他身上，现如今他已然成了国民党内部人人唾骂的“罪人”。无比信赖的校长，竟然翻脸无情，李仙洲的心理防线彻底溃散了。

在一次被俘高级将领座谈会上，李仙洲发言说：

“莱芜战役中我的责任不可推卸，但高层指挥错误才是战败的根本原因，罪责怎么能全让李某一人承担呢？”

在场所有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听完这番话都十分认同，明明是上级指挥不当，最后却把执行命令的下级指挥员推出来当替罪羊，这是国民党高层的一贯作风。

会议上大家还决定发起一个反内战运动，会后又共同起草了一份反内战声明，这份声明后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上面有包括李仙洲在内的19名被俘国民党军官的签名，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反对内战的立场。

也因为这份声明，李仙洲又在蒋介石那里落了个“大逆不道”的骂名，不过此时他早已看清了国民党的嘴脸，也下定决心要积极改造，早日和亲人团聚。

经过12年的改造，李仙洲终于在1960年11月28日获得特赦，在和周总理交谈时，他支支吾吾地交代了一个新问题。

原来早在1941年，他曾经奉命驻扎在安徽阜阳，当时抗日战争打得正酣，很多学校被迫停学，大批青年学生无学可上，听说李仙洲的部队来了，纷纷跑来投靠，一来寻求救助，二来希望参军报国。

学生越聚越多，李仙洲开始思考怎么让这些学生发挥力量呢？他决定成立一所学校，让更多学生能够接受教育，学到知识以后报效国家。他行军打仗是一把好手，没想到办学校也办得风生水起，这所学校规模越来越大，被命名为国立22中学，还得到了教育部的专项拨款。

李仙洲被俘以后，一直把这件事看做罪责，给国民党培养人才，可不就是给共产党培养敌人吗？没想到周总理却宽慰他说：

“你培养的人才现在可是在为新中国做贡献，这怎么能算罪责呢？这分明是大功劳啊！”

闻言，李仙洲这块在心里悬了十几年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此后他回到家乡，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晚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