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作家“栖梧老人”在报社上发表关于回忆

“二七大罢工”

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多家报社、出版社纷纷与“栖梧老人”约稿，让他根据经历撰写一部有关大革命时代的回忆书籍。

这位“栖梧老人”就是

包惠僧

，一名在十八年前叛逃到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如今重新回归，他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往事在目

1949年2月，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落败已成定局，蒋介石的诸多将领纷纷率众起义，加入到解放大军的阵营，偌大个蒋家王朝崩溃在即。

彼时在蒋介石麾下任户政司司长的

包惠僧

却感到左右为难，因为他不能像其他国民党军官一样起义归降，十八年前他曾是一名中共党员，后来投靠到国民党麾下，如今哪有颜面回去？

心烦意料之际，包惠僧突然得知国民党要

“迁都广州”

的消息。

原来国民党内部的明争暗斗一直不曾消停，即使已到最后关头仍是如此，就在1月21日，迫于李宗仁、白崇禧“逼宫”，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成为“代总统”。

只是蒋介石名为下野，实则隐于幕后操弄大权，并且一手推动“迁都”事宜，意在给李宗仁使绊子。

包惠僧的顶头上司南下广州为“迁都”做准备，他趁这个机会将家人送走，自己则思虑如何摆脱国民党。

4月20日，人民解放军

“百万雄师过大江”

，解放南京。

消息传来，国民党内部大乱，大量人员被裁，缩短经费，包惠僧借此脱身，辞去官职。

当时有不少国民党人猜到蒋介石会逃往台湾，便先一步行动。

包惠僧深知老蒋为人，他曾是共产党，若是跟老蒋去台湾，日后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他思来想去，最终带着家人逃到澳门，先静观其变。

而后，解放大军士气如虹，先后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国民党能够躲避的地方越来越少。

到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布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毛主席的话，通过广播、收音机传遍整个中国大地。

那日，包惠僧在澳门，打开收音机，亲耳听到这个消息，震撼、感慨、悔恨等各种复杂情绪充斥内心，过往的经历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那年建党，他与毛主席等人泛舟游行，畅谈理想。

如今，理想已经实现，毛主席等人初心未改、矢志不渝，可自己呢？

他如今已经不知要以何种面目再见故人了……

初始热枕，齐心协力

包惠僧，1894年生于湖北的一个小土地经营者家庭。

虽然自小家庭富裕，不过包惠僧并未因此堕落，反而有几分报国志向。

1919年，包惠僧从北京大学毕业，恰好五四运动爆发，他与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那段时间，包惠僧有幸见到陈独秀的演讲，深受影响，特地在私底下与陈独秀见面。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对于那些热衷革命的后生晚辈十分欣赏，包惠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筹备创立中国共产党时，立刻想起包惠僧，亲自书信邀请包惠僧来武汉，一同参与建党事宜。

这封信让包惠僧兴奋不已，那时他一腔热血，充满热枕之心，能参与建党，让他感到无上光荣。

他动身前往武汉参与筹备工作，忙前忙后，除了与来自共产国际的友人合作外，还频繁与陈独秀联系，多方听取意见，力图把工作做到最好，方能对得起陈独秀的信任。

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中共要召开一大。

陈独秀因为太过忙碌无法亲自到场，便委托包惠僧作为自己的代表之一参加，可见对包惠僧有多看重。

不仅是陈独秀，当时参与建党的早期共产党人，如毛主席，董必武，李大钊等人都因此与包惠僧熟识相知。

从1921年6月开始，中共一大多次召开会议，考虑到安全问题，多次更换开会地点，最后选择到浙江嘉兴的南湖上，假借游湖为名开会。

游湖泛舟，众人齐聚。

那时大家聚在画舫上，一同商量党的初步工作方向，畅谈革命理想，正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何等美好的回忆？

那时包惠僧与毛主席走得很近，因为两人年龄相仿，而包惠僧待人真诚，工作起来不遗余力，喜欢发言倡议，让毛主席极为欣赏，两人的交情很不错。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等重要方针，初步确定党在成立初期的工作方向，为后来一系列发展埋下伏笔。

因此，参与筹备工作，又代表陈独秀出席的包惠僧，无疑贡献良多。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包大炮”，后来竟背叛信仰、投到国民党麾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原因让包惠僧忘却初心热枕，转而投敌？

目睹血腥，心生胆怯

包惠僧投敌，倒不是因为对党内有任何意见，总结而言就是两个字：

胆怯

。

这一点，从包惠僧过去的人生经历就能略知一二。

他自小生活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中，基本没吃过苦，虽然当时年代混乱，世道上不乏穷苦百姓，包惠僧虽然有所目睹，但终究没有亲自体会。

再到上学的年纪时，又是一路顺风顺水，毫无波澜地从北京大学毕业，他的人生轨迹过于平坦，缺少磨炼，因此个性中少了几分坚韧。

在革命初期，共产党人面临的危险还不算多，包惠僧个性中的怯懦还没有表现出来。

一大过后，共产党正式成立。

孙中山先生注意到这个新生的党派，也知道共产党背后有来自苏联的

“共产国际”

支持，潜力无穷。

彼时国内军阀作乱，孙中山先生顿时心生

“联共联俄，共抗军阀”

的想法。

从1924年开始，国共进入合作时期，为加深双方友好发展，党组织授意部分共产党人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促成两党深入交流。

包惠僧便是其中之一，曾与周恩来等人到在黄埔军校任职。

东征期间，周恩来赶赴前线指挥，包惠僧则是接替周恩来的职位成为黄埔军校另一位政治部主任，主持后方校区事宜。

东征结束，国民革命军举兵北伐，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孙中山主张的

“联共联俄，共抗军阀”

的目标前进。

但1927年4月12日，北伐胜利在即时，蒋介石却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制造分裂，公然捕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关系恶化，共产党迎来艰难时期。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期间，蒋介石放出极端口号，还有汪精卫等人配合行动，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人。

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皆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光是广东一地，被杀害的人数就达到了两千余人。

最令人愤怒的是，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对党和人民都有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同志也被敌人逮捕入狱。

李大钊在狱中始终坚定革命信仰，不曾屈服，最终英勇就义，他留下《狱中自述》一书，表达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在这场政变浩劫中，共产党损失惨重。

意志坚定的先辈决定用武力抗争，捍卫革命；而胆小懦弱者，面对满目血腥，却心生畏惧，内心动摇。

很遗憾，包惠僧属于后者。

自小就过得一帆风顺的他，亲眼目睹到共产党人被捕杀的情景，头一次意识到，革命过程中原来充满血腥和牺牲，稍不留神就有身死的风险，他开始感到害怕，死亡的阴影笼罩在心头。

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周恩来决定联合贺龙，叶挺，朱德等同志在南昌起义。

包惠僧被周恩来指派到南昌待命，后来起义终是因为敌人实力过于强大及自身原因失败，部队撤离前，周恩来找到包惠僧，问他有何打算。

包惠僧内心已经动摇，不愿跟部队离开，借口要去投奔亲戚，周恩来匆忙间塞给他一些盘缠，叮嘱他日后设法与组织会合。

自那以后，包惠僧心中已经对革命失去信心，加上全国各地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他的畏惧心理愈发严重。

几个月过后，包惠僧躲避国民党的追杀，辗转隐藏到上海。

党内同志得知他的消息，前来请他回归组织，但他已经失去斗志，言语推辞不肯回归。

周恩来得知此事，联想到“四一二政变”以来包惠僧的态度，随即明白，道不同不相为谋，自此便不再与之联系。

1930年，包惠僧为求谋生，考虑到自己是双重党籍，便投靠到国民党麾下。

次年，蒋介石为显示“大度”，树立良好形象，任命他为陆海空总司令部参议，这职位听着挺像一回事，其实没什么权力。

往后十八年，包惠僧一直待在国民党中任职，只是不曾被重用，国民党不可能轻易信任一个“外人”。

这对包惠僧而言也算是因祸得福，正因不被重用，他才没有与过去的革命老友兵刃相向，只是默默无闻地过生活而已。

寄信思归，欢迎北上

直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远在澳门的包惠僧忆起过往岁月，感慨万千，想要寄信向毛主席、周总理等老友祝贺一番，又自觉无颜面对故人。

最终，他还是没能忍住，向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文祝贺，同时也隐含几分想要回归之意。

周总理是何等人物，自然看出他的意思，却不敢擅作主张，去请示毛主席。

不料毛主席也收到了包惠僧的来信，早已知晓，见周总理过来，毛主席略微沉思，说道：

“毕竟当初一同创立党组织，有功有过，让他回来吧，但得给过去的同志一个交代！”

于是，毛主席亲自提笔回复，信中点明：

“欢迎北上”

。

包惠僧收到毛主席的回复，欣喜若狂，立刻打点，准备返回大陆。

大陆这边，周总理暗中指示在港澳的中共地下党成员为包惠僧提供便利，帮助他顺利回归。

1949年年底，经过党内暗中帮助，包惠僧终于带着家人如愿返回大陆，在北京下榻。

当天，党中央就派人过去接洽，安排住宿事宜。

第二日，过去的老朋友董必武亲自来与他见面，一番叙旧后，董必武告知毛主席请他到中南海做客。

包惠僧再见到当年党组织建立初期的战友，顿时心生惭愧，言语间总感觉有几分自卑，董必武便打趣道：

“好你个‘包大炮’，当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吗？”

把话说开，虽然难免有几分尴尬，但总算是解开心结，包惠僧坦然接受了老友的调侃。

几天后，包惠僧带着家人去中南海赴宴做客，周总理来与他谈话：

“当年南昌一别，不曾想一别就是十八年。”

包惠僧心中惭愧，与周总理谈了很久。

最后，周总理大度地表示：

“你拖家带口的，总得过生活，当年的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但你过去可不是普通党员，总得对党内的同志有个交代才行。”

周总理的话等于明白地告诉包惠僧，党组织非常大度地接纳他回归，原谅他当年因为胆怯而犯下的错误。

包惠僧内心感激万分，表示自己一定会遵从党的安排，弥补过失。

次年，他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重新学习党的思想，并在校中写下长达三万字的《思想总结》，直面过错，批评自我。

毕业后，包惠僧在党内主要担任文职工作，经常撰写革命文章，还以

“栖梧老人”

作为笔名，写下诸多回忆大革命岁月的文章书籍，其中《二七回忆录》被改编成话剧，让后来人能更加直观地了解那段革命历史。

迷途十八年，最终回到党和祖国的怀抱。

包惠僧心里充满感激，他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致力于撰写革命回忆录，晚年留下大量关于共产党创立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直到1979年病逝，方才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