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这个名字似乎现在不算为人熟知，但有两个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一个是梁启超，一个叫费孝通，前者是潘的先生，后者是潘的学生。

潘光旦（1899—1967），号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回国后，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在社会学、人类学、优生学、民族学等研究领域，成就斐然。

常常自署书名，好像对自己的书法向来自信，看了果然有魏晋之风

一百一十年前的某一天，风华正茂的潘光旦，在学校里练习跳高，结果掉下来摔坏了脚，起初以为这是个小伤，没有及时治疗，结果疼痛一天天加重，直到不得不把右腿截肢才保住性命。

顽强的潘光旦拄着拐杖向当时担任代理校长的严鹤龄要求出国求学。严代校长想都没想一口回绝：“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两条腿的中国人来得够多了，还把一条腿的也送来？”

潘光旦懊恼至极。还好，当时代校长没有转正，就来一位叫曹云祥的校长，这个曹校长倒是开明，他还对这位只有一条腿的学生颇怀敬意，满口答应支持他出国深造，潘光旦终于顺利留学美国。

潘光旦是一个在社会学、人类学、优生学、民族学、心理学都有很深造诣的学问家，当然著作颇丰，比如著有

《中国家庭之问题》《读书问题》《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家谱学》《优生概论》《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挑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优生原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等。

这里只选了部分著作。资料搜集过程中，发现潘光旦先生给自己的著作写书名是常事，而且书法水平颇有魏晋之风，一点都不逊色于靠写字为生的书法家。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潘光旦不但才学高，写作产出也快。比如1940年开始，他担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同时研究心理学、优生学，还要应付各种报刊的约稿。常常因为稿子要得急，只写了一半，文章就送到印刷厂排版，那时的排版工人没排完，先生的另一半就已经写好成稿到印刷厂了，颇有点“倚马可待”的意思，难怪很多朋友说他写作是“快马”。

常常自嘲，可见真性情，笑得连冯友兰都喷饭

潘教授有两大身体上的缺陷，除了只有一条腿，还有就是视力很差。但从来没见潘先生自怨自艾，甚至他常常拿自己的生理缺陷开涮。

徐志摩曾经戏称西南联大有“胡圣潘仙”，“胡圣”指的是胡适，“潘仙”当然是指潘光旦，意思是潘先生是“八仙”中的铁拐李。潘光旦因少一条腿，走路要靠两个木拐杖支撑，但潘先生一点也不自卑，还常常干一些一般残疾人干不了的事，比如喜欢旅游。

有一次，在西南联大讲台上演讲，谈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瞄了一眼自己残缺的右腿，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笑翻了台下的听众。

无独有偶，新中国建立之初，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想让自己的孙子到清华旁听，同样被潘先生拒绝。

潘先生不仅教学生别有新意，做学问也是大开脑洞，别出心裁。西南联大迁移至昆明。春城自然四季如春，美味佳肴倒还不愁吃。云南气候高温多雨，老鼠很多，让先生颇为恼火。一日，先生突发奇想，张夹设笼折腾半天，捕获好几只硕鼠，于是亲自操刀，去头去尾，剥好皮去掉内脏，请夫人做成一道荤菜。

夫人面露苦色：“我们家还没到这程度吧，需要让我做这苦差事吗？”老潘只好请求夫人：“这是为了做学问，一定帮帮我！”夫人只好勉为其难。哪知潘夫人竟然是烹饪高手，鼠肉竟然做得活色生香。潘先生大喜过望，马上请来同事学生数人，说自己家“偶获野味，欲与诸位分享”。

众人乐享其成，举箸共食。吃罢，有位教授好奇地问：“潘先生这么鲜美好吃的肉，是什么野味啊？”潘先生说：“鼠肉。”顿时有人连连去卫生间呕吐。潘先生大笑：“老鼠吃的东西可比我们吃得还要好，而且每一只都没下过药，亲手宰的”，还说：“我又在心理学上得一证明。”

为人为事不合时宜，刚正不阿，颇具名士风范

潘光旦算得上是一位不合时宜的学者。要说长期担任清华教务长，也算是“高级干部”了，却一辈子不像有的人利用资源、左右逢源，玩得风生水起，如果是这样，就不是潘光旦了。

对于上头来的“压力”，他也是硬生生直接拒绝，颇有名士之风。

潘先生本身从事社会学研究，也喜欢研究家谱。有一次，孔祥熙找到他，要他证明一下他是孔子的后裔。他一口回绝：“根据我的研究，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的后人”，弄得孔祥熙很没面子。

1935年，当时的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是一省之长了，想让两个儿子到清华去旁听，一来攒一下人脉，二来长长学问，修书一封给潘先生，却被潘光旦回信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

无独有偶，新中国建立之初，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想让自己的孙子到清华旁听，同样被潘先生拒绝。

潘先生有一句座右铭：“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只知道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这正是他一生教与学的写照，也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教育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个老话题，其实他一百年前就说过了

九十年前，潘光旦就指出教育的误区和弊病，认为那个“大时代”，所谓的“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诸多美其名曰的“教育”，其实只是做了些分类，没能跳出三个范围：

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

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的本领;

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

长此以往，怎么可能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先生在《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中坦言，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