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传诵人#

北宋王朝熙宁

二年（1069年），

宋神宗赵顼为了振兴大宋天下，一改之前朝政的弊端，决定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由其主持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由于这次变法发生于熙宁年间，所以又叫“熙宁变法”，该次变法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王朝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变革，是两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改革。

可是，这次君臣齐心协力联手出击且轰轰烈烈的大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个中缘由，大家不要着急，咱们慢慢来。

一、闻名于世的苏轼与“乌台诗案”

苏轼是大宋320年天下最著名的文豪，可能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璀璨的文人，他起先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可当变法进一步深入的时候，苏轼逐渐发现这次变法存在一些问题，于是他又转而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个人因此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排挤。

不过，虽然苏轼被排挤得厉害，但北宋确实不愧为“皇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王朝典范，因为没有人再进一步深入地迫害苏轼，这件事情最后的解决途径居然是苏轼自请改任地方官，不再立于朝堂之上。

于是，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由朝廷放任杭州，后来又陆续流转于山东密州、江苏徐州、浙江湖州等地。这地方流转的过程中，苏轼逐渐看到变法中存在的更多问题，比如青苗法、鼓励人告密、食盐专卖法等等，于是，他用了自己擅长的手段，以诗歌吟咏的方式陈述变法的弊端以及表达自己对变法的意见。

元丰

二年（

1079年

），改革派成员之中的

名臣沈括、

御史

何正臣

等上表

弹劾

苏轼，说苏轼用语暗藏讥刺朝政，抨击改革措施，随后又找出大量苏轼相关诗文为证。

此案先由

监察御史

告发，后又由

御史台（文艺名“乌台”）

狱主审，由此该案被命名为“乌台诗案”。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的背景和由来。

二、苏轼的命运和王安石的援手

“乌台诗案”爆发后，才高八斗、意气风发的苏轼从此官场沉沦，虽说还在北宋王朝的各个地方之间担任职务，但实际上他已经从此远离皇权中心。

这还不算，很多改革派成员还想对他下毒手，毕竟，以当时苏轼的才名，他呼吁反对变法的效果非常明显，基本上只要他喊，肯定会有大量拥趸追随。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太后、苏轼、司马光等政界和文化界很多人的阻挠下，取得了一些改革成效的王安石变法越来越有些力不从心，大有被压制下去的势头。尽管如此，由于年轻的宋神宗的坚持和王安石的大权在握，变法虽然艰难但还是在顽强地持续着。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变法最大的一次打击在人们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如期到来，变法的二把手、整个改革运动的实际领导人王安石居然被守旧派排挤下台。

也就是说，虽然王安石变法满打满算持续了有十六年之久，但王安石真正控制大局仅仅只有六年时间，其余十年都是他的效法者和神宗皇帝在维持。虽然一年之后，王安石被神宗再次起用，但遭受过打击的王安石似乎已经心生倦意了，他再也没有前次为相的魄力和勇气，变得更加的谨小慎微起来。

另一边，苏轼遭受“乌台诗案”后，从京城一路南下，最终从黄州到惠州，从惠州再到儋州，最后流落到了海南孤岛，远离大宋陆地中心，成为了一名云游词人。期间，新法成员李宜之、李定等甚至上书皇帝，说苏轼诋毁新法、讥讽朝政、妄自非议、不尊君主，要求朝廷对苏轼处以斩刑。

一来二去之后，最后豁达的苏轼都已经有些绝望了，估计自己难逃一死，为此，他还写下了“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的绝命诗句。

而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像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大臣，对苏轼事件基本上是置若罔闻、鸦雀无声，像极了“卸磨杀驴”的技巧。

让人想不到的是，最终挺身而出救下苏轼的居然是他曾经强烈反对的人。据史料记载，

当时真正挺身而出救苏轼的，拢共加起来就三个人，一是他的弟弟苏辙，这个不用说，打虎还是亲兄弟呢，更何况是救命；其余两位就有点意想不到了，一个是章惇，另一个则是王安石。

章惇后来还戏弄过苏轼，比如把他从广东贬到海南，但可以肯定地说，章惇从来没想过害苏轼的性命；王安石则是实实在在的正人君子，你不同意我的变法主张可以，你远远地走开就行了，我是不会暗地里报复的，

最主要的是，王安石最反对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

当时，罢相归隐钟山的王安石听说朝廷可能会处死苏轼后，

已经闲居多时的他向神宗皇帝上书力保，他说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

这还说什么呢，变法大佬王安石都要保全苏轼，下面的那些改革成员也就不可能有太多非议了，毕竟，王安石虽不在位，但他其实还是变法的精神领导者。于是，

“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

，朝廷最终只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事才告一段落。

三、王安石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异同（部分）

差不多在王安石变法的一千四百年前，战国时期的秦国也发生过一次影响后世中国几千年的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在那次变法中，商鞅的经历和1400年后的王安石很是相像。商鞅遇到了秦孝公，秦孝公给予了商鞅至高无上的权柄，全权委托商鞅对贫弱的秦国进行彻底的大改造。

商鞅从“徙木立信”开始，全面改革落后秦国的一应政治、军事、经济甚至爵位俸禄体制，进行了“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短短一些年之后，秦国一跃而成为华夏区域里最强大的国家，进而统一六合、扫平八荒，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秦朝

。

商鞅难道没有遇到阻力吗？他的变法又是怎么成功的呢？

别的先不说，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商鞅与王安石的几个不同之处。

一是所遇到的时代境况不一样。

秦国那时候积贫积弱，谁都可以过来欺负它一下，特别是东边的魏国，还抢了秦国的河西之地，可以说，彼时秦国期待改变面貌的基础还是很庞大的；而王安石所在的宋朝当时是世界上最繁盛的国家，汴梁城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北宋军民还都沉浸在锦绣山河的美梦中不能自拔，可以说，北宋期待变革的基础不是那么牢靠。

二是两人与君主的关系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别，而这种微妙的差别有时候却是致命的。

商鞅与秦孝公很可能是两千年封建王朝史上仅有的一对君臣一心的改革搭档，君不疑臣，臣全力辅佐君主，遇到任何事情，二人均是上下一条心，从无更改。若非秦孝公早逝，商鞅很可能有个比较完美的未来。但王安石与宋神宗的情况却不一样，宋神宗虽然也信任王安石，但始终还是存在疑虑，并没有真正把大权交给王安石，这个不需要太多证明，我们只从变法推进过程中，宋神宗顶不住压力将王安石罢相这一举动就可以看出来。怎么说呢？宋神宗和王安石确实也是君臣相依，很是难得，但要是和商鞅与秦孝公相比，他们这种关系明显要低上几个层次。

这种差别看起来微妙，但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这种微妙的差别很可能就是致命的。

三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即：

王安石远没有商鞅的狠辣果决，缺乏与一切守旧势力作斗争的勇气。

商鞅是一个纯粹的法家弟子，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儒家弟子所谓的礼义廉耻等仁义道德，他有的只是法家所提倡的“法、术、势”，遇到阻碍，他会想办法去达成自己的目标，而不会考虑这是不是符合道德标准，是否会被天下读书人耻笑，即便是甘龙、公子虔这样的贵族甚至王族，他也是该罚就罚，能杀就杀，哪怕不能杀了公子虔，他也割了他的鼻子以警告世人，从而促使他们遵守新法；王安石则完全不同，他身上虽然也有法家的影子，但他更多的还是一个儒家弟子，算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人，文人就有文人的标准，即传统儒家弟子的那一套仁义之标准，做事难免就有些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对待政敌他也始终不害不杀，仅以君子之道去处理。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乌台诗案”，你要是换做一千四百年前的商鞅试一试，恐怕苏轼就没有后来的黄州、惠州和儋州了吧。

所以，综上来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应该就是早已注定的事情了。

四、一流的文人可能真的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王安石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弟子，不论是朋友还是政敌，身前还是身后，几乎所有人都会对他的品德赞誉有加，即便是强烈反对过他变法的政敌司马光和苏轼，在他死后也承认王安石的品行高洁，是万世君子。

苏轼称王安石“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司马光则更加言简意赅，他感叹王安石“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之处）。”

然则，品行高洁的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而被世人讥讽为“刻薄寡恩”的商鞅却变法成功了。

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车裂，但他的变法成果已经随着他当年的铁血深入了人心，即便是在他死后也依然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最终秦国也以此为基础，顺利发展成为当时华夏版图上最强大的王国，进而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开山祖师；而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不到五十年，北宋王朝在金军铁蹄下灰飞烟灭，徒留千年遗憾，这虽然不能说是王安石的错，但是，如果当年他强硬、狠辣果决一点，让北宋王朝在变法中强大起来，这种国破家亡的悲剧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王安石真的是一个谦谦君子，更是千年难得一遇的诗家和文学家，是我们这个民族漫长的文明史上绝少的一流文人，但他最终却难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有着太多的条条框框和道德伦理牵绊。北宋王朝最后给了他千年独一份的单字为“文”的谥号，当真也是盖棺定论了。

可话又说回来，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失败了，北宋王朝最终也在繁华中轰然落幕，但他却给万世子孙留下了自己的两千余篇精美诗词，还给我们留下了苏轼这样一位享誉后世的民族精神文化图腾一样的人物，其功过又岂是只言片语所能解释的了得啊。

因此，我这一个定论似乎还是可以下的：一流的文人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尤其是改革家。这一点，我想大家不会有太多的反对意见吧，有的话，大家可以把意见发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