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1年5月，一位湖南地主给毛主席写信，信中称自己的工作问题没有着落，此次是特地来北京向他求助的。毛主席收到这封信后，当即转批：

让周恩来妥善安排。

此外，他还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开车来到宝庆会馆，并将其接到条件更好一些的惠中饭店，一切开支由自己支付，并命人送给他一些零用钱和衣服。

工作人员找到给毛主席写信的人后，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口信：

“先生的工作问题，已经嘱咐周总理安排，请先生安心住下，去北京各处看看。”

这位给毛主席写信的人是谁，和毛主席有着什么特殊的交往和故事呢？

毛主席和恩师刘策成学校结缘

毛泽东革命早期，曾多次遭到当时反动军阀通缉追捕，如1924年1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湖南养病，同夫人杨开慧一起住在长沙板仓。

不久，被当时反动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得知，阴谋秘密追捕，正是他一位当时担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曾被毛泽东尊称为“当代真正庄子”的老师，事先通知，才得以化险为夷。

毛泽东的这位老师，就是刘策成先生。

刘策成，又名刘武，湖南新邵人。早年治学《庄子》，深受其“疾恶如仇”的影响，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交往甚密，与蔡锷是同乡挚友。

归国后，历任广西优级师范、湖南第一师范、湖南工业学校教师，邵阳驻省中学校长。

1920年，他转业从政，先后担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浏阳县县长、湖南衡阳、衡山等县县长，当地人民赞誉他是“刘青天”。

1938年，蒋经国推行新政，刘策成被确立为“模范县长”典型；1947年被选为“国大”代表。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具有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他担任邵阳驻省中学校长期间，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与爱国教员李洞天，学生匡互生等蓄藏枪弹，准备武装起义，被袁世凯亲信，即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发觉，拘捕入狱，打人死牢，引起长沙学生罢课游行，强烈抗议。

后来，蔡锷致电袁世凯和汤芗铭，鼎力相救。刘策成才于1915年被释放，在监狱门口，受到长沙上千群众夹道迎接和庆祝，成为当时长沙家喻户晓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的英雄，蔡锷将军给予了他极大赞誉。

刘策成出狱后，回到邵阳驻省中学任原职。1916年，由学监主任方维夏推荐，受孔昭绶校长之聘，兼任湖南第一师范历史教员。

在他所教的众多学生中，就有正在该校读书的毛泽东。

在给学生的第一堂课上，他穿了的一件粗布长衫，腰上系着一根布带，脚上穿着皮鞋，就如普通的农民一样。

他走上讲台，便开始自报家门：“吾叫刘武，字策成也。”当时的刘策成是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英雄，学生们很欢迎他，并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课上，一名学生举手提问道：“先生主治何学？”他答曰：

“《庄子》也乃做人处世之学，庄周是万世之师表，”

由于当时进步学生强烈反对袁世凯妄图复辟封建帝制，推行“崇孔读经”，所以他这一回答，再次迎来了学生热烈的掌声。

刘策成学识广博，对庄子的研究很深，并受到庄子“淡泊名利”“嫉恶如仇”等民主思想的的影响。

他在教学上非常认真，常常能引经据典，左右逢源，能将教学内容熟记于心，从来不看教材，学生对其非常尊重，并称他为“活历史”。

特别是毛泽东，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课外，还感到不满足，经常在课余找他个别请教、探讨。

因此，刘策成非常欣赏毛泽东这位学生，尤其欣赏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

刘策成还趣称毛泽东是“齿发壮”、“志气锐”、“思非凡”的“天下奇才”，并赠送《庄子集解》一书，以资鼓励和共勉，两人结下师生深厚情谊。

毛主席与恩师同床畅谈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投身中国反帝反封的革命洪流，得到了老师刘策成的多方热情支持。

当时，毛泽东没有成家，没有固定的工作，常来刘校长这儿借餐寄宿，甚至师生同床共寝，彻夜交谈。

毛泽东又经常将自己的衣服、被盖送给比他困难的人，弄得自己衣服、被盖无着落。刘策成深知他这位学生的性格，经常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多方接济。

1920年8月，毛泽东接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先生聘请，担任该校附小主事，立即写信寄钱给他新结识的“穷朋友”。

这个“穷朋友”是他前一年底上北京控告张敬尧途中，并在汉口街头，遇到的浙江一位流浪少年叫许志行。

许志行因家境贫穷，父母将其送到嘉兴、长沙等地当学徒，不堪忍受老板残忍打骂而出走，流浪街头，沿途乞讨来到汉口。

毛泽东得知他的悲惨遭遇，非常同情，不仅资助他路费，还相约自己回长沙后将接他来长沙上学。

不久，许志行收到毛泽东的信，孤身一人，两手空空来长沙找到毛泽东。毛泽东见到许志行，非常高兴，马上将自己的衣被送给他，让这个可怜的少年才尝到人间的温暖。

就在他给别人送去温暖同时，自己又陷入“饥寒交迫”之际，不得不轻车熟路，敲响刘策成先生的房门。

刘策成离开家乡在外工作，从来不带任何家属，这也为毛泽东来此寄宿创造了条件。此时的刘策成刚入睡不久，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便问：“是哪路神仙半夜敲门？”

这样一来，两人常常同床共枕、彻夜长谈。这次，刘策车先生高兴还另有原因，说：“你来得正好，我正有事找你商量。最近，谭延闿多次来，劝我出山，去担任浏阳县长，我无奈初步答应了，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

“您是当代真正庄子。这对您德高才盛，应是小菜一碟。您曾经教导我们，庄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者，不为虎作伥之谓也;'无不为’者，'为百姓有益之事都应做’。”

刘先生又问：“能否说得更具体些？假如，要你当浏阳县长，你怎么办?”于是，师生俩就此问题，进行了一场沙场操演。

毛泽东先提出“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

接着师生俩就如何“去其害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一直操演到鸡鸣，才各自酣睡。

第二天一早，刘策成起床后，拉着毛泽东的手动情地说：“谢谢你的方略，我此次一走，咱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今后也无人半夜敲门，共同商议‘去其害马’的策略。我这里还有一些银元，你拿去买些铺盖。”

毛泽东说：“我相信你的钱是干净的，但是庄子告诉我们，千金之礼而不受。钱还是您留着，去买新被盖。这床旧地给我，留作纪念。”

说着，毛泽东便卷起被盖，将其扛在背上，高高兴兴，乘着朝阳，赶到学校，率领师生做晨操。

他们师生俩这些佳话，在当时广为传颂，不仅深深留在他们俩的美好记忆之中。

随着星移斗转，变成一束历史花絮，深深扎根在刘策成先生为官的道路之中，盛开在许志行人生道路之上，飘香于杨浪明先生之笔端……

他们师生这次“同床共枕”之后，刘策成不久担任浏阳县长，从事他“去害马”的事业，师生同床共枕的机会少了，但是彼此心心相印。

在刘策成的保护下，毛泽东化险为夷

当时，毛泽东为了宣传新思想，在长沙发起创办文化书社。遇到经费困难时，向刘先生请求资助。

刘策成慷慨解囊，支援100银元，并积极协助毛泽东在浏阳开设文化书社的分社，在浏阳宣传新文化。

他们俩在浏阳神奇的土地上撒下新文化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映红大革命时期的一片著名的红色地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当时，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驱赶谭延闿，夺取湖南军政大权，打着民主立宪旗号，自称为“民选省长”变本加厉镇压人民反抗。

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先后组织发动“长沙泥木工人罢工”、“长沙铅印工人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等一系列罢工运动，胜利地争取工人合法的政治经济地位。

特别是1922年12月13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郭亮、罗学瑞等20多位代表，与省长赵恒惕展开一天的面对面说理斗争。

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揭露赵恒惕镇压杀害黄爱、庞人铨等工人领袖的罪行，迫使赵恒惕口头答应工人的合法权益。

事后，赵恒惕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对其心腹说：“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惕!”于是，多次企图秘密抓捕毛泽东。

在众人的保护下，这些行动均以失败告终。1922年，反动军阀赵恒惕妄图使用“以民治民”的招数，来维持其统治。

于是，将人们称为“平民县长”的刘策成提拔为湖南警察厅厅长，装饰他“假民主，真独裁”地反动门面。刘策成上任，劝赵恒惕“应以民族大业、国家兴亡盛衰，珍惜人才为重”，将原先因参加毛泽东领导工人和学生运动而被关押的革命青年人，全部释放。

1923年4月，赵恒惕的特务探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开会，急令刘策成去逮捕。

刘厅长先递信给毛泽东另一位老师罗教铎先生，毛泽东又一次化险为夷，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同年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局秘书。

1924年春，赵恒惕企图收买当时省议员，即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另一位老师方维夏，遭到方先生断然拒绝。

于是，赵恒惕命令刘策成捉拿方维夏。刘策成和方维夏同为第一师范的同事，非常敬重和了解方先生。收到命令后，他立即给方维夏报信，才让其幸免于难。

1924年年底，毛泽东因工作劳累，害了一场大病，从上海回湖南养病，先住在杨开慧家长沙板仓。

赵恒惕的秘探打听到毛泽东行踪，秘密派亲信去抓捕。

刘策成得知此事，立即托地下党组织，送去100银元，劝毛泽东和亲属尽快离开长沙。

毛泽东得到刘策成的帮助，再次化险为夷，于1925年2月6日，安全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和农村党支部建设。

赵恒惕又一次扑空，怀疑刘策成暗地通风报信，但是又苦无证据。

不久，将刘策成发配到郴县当县长。

郴县是湖南的南部僻远小县，刘策成任该县的县长，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庄子的“均贫富”的思想，为官清正廉洁，同情贫苦大众。

他平易近人，与士农工商各界交朋友，倾听各方意见，动员巨富豪商出钱办慈善事业，使鳏寡孤独残疾者有所养;改妓院为济良所，教育妓女从良，学习谋生本领等，为民众做过很多好事。

他还亲自创作《半夜案》等新剧本，劝人从善除恶，深受民众拥护，称他为“刘青天”;在郴县、衡山离任时，民众给他送“万民伞”。

1938年，蒋介石“大公子”蒋经国推行“新政”，开展“模范县长”活动。刘策成被蒋经国亲自树为模范县长典型。

为此，应蒋经国请求，他曾撰写《如何做模范县长》一文，提出模范县长十条做法，

其中有：

“解除贫苦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即减轻地租、役力、和打击高利贷)”;

“改变官场陋俗，树立官场新风，反对贪污，凡有贪污者必严惩不贷”;

“为民办好事，作治贫富民的好县长。”

因此，刘策成“刘青天”的名声大涨，蒋介石甚至并企图利用刘策成的名声，来粉饰他独裁门面。

因此，刘策成破例受到蒋介石假惺惺“召见”，一度还安排他参加蒋介石召开主持党国的一些会议。

但是，刘策成是真实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庄子“均贫富”的理想主义者，与蒋介石不是同一路人。

建国后刘策成致信毛泽东

1939年，徐特立作为中共驻湖南代表，主持八路军驻长沙通讯处工作。刘策成与徐特立是老朋友，并主动拜会徐老。

徐特立代表毛泽东向他问候，赠送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词：

敬请策成先生补正

受业毛泽东

同时，徐老热情地介绍了毛泽东、谢觉哉、李维汉等湖南老友在延安的近况，还把毛泽东为自己祝寿的信背给刘策成听。

这次老朋友会见，对刘策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读了《论持久战》一书后，他感慨万千，对徐老说：

“润之这个人，我早就看出是'天下奇才’，但没有想到他会具有如此盖世雄才大略，远在诸葛亮、美国华盛顿、林肯之上。这是我中华民族之大幸，国家之希望。我将以自己微薄之力，全力支持贵党……”

是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先后到湖南衡阳视察。刘策成正值任衡山县长，尽地主之谊，主动欢迎，一见如故，成为相互赋诗唱和的好友。

1940年，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掀起反共高潮。刘策成为此心忧如焚，上书蒋介石，

要求：权宪法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团结中共，联络朱毛，集党国之全，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发动内战。刘策成却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号召，主张停止内战，国共继续合作，引起蒋介石十分反感。

1948年，刘策成当选“国大”代表，他试图晋谒蒋介石，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被拒之门外。最后，他彻底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性，愤怒地写下一副著名对联：

好总裁，不靠朱毛不靠共;内战继内战，祸首罪魁，留得千秋污吏在。

唯英雄，且能活人能杀人;同胞杀同胞，权大罪大，换来万代臭名传。

从此，刘策成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号召，投人全国人民“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和湖南和平解放的运动。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刘策成先生欣喜若狂，致信毛泽东

，祝贺并提醒毛泽东注意庄子所说“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

毛泽东对刘策成先生的来信，特别重视，每封必复，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刘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刘策成收到毛主席的回信，自然是万分欣喜，便向长沙相关部门联系工作。可时间过了半年，依旧没有结果。

性子急躁的刘策成于1951年5月抵达北京，并住进了宝庆会馆，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这一幕。

1950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聘请刘策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同年4月，他来到北京参加中央文史馆筹备会议。

刘策成来到北京后，有幸见到了周恩来和毛主席，并参加了文史馆的工作，为国家贡献余热。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他进一步修改完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此书于1953年由北京的古籍出版社出版，如今收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