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北

在某论坛上，有这样一个问题：“牛顿和孔子，谁对人类历史发展更有影响力？”

一位是有“近代物理学之父”之称的17世纪英国物理学家，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才；一位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思想家之一，不仅开创了刻在中华文明肌理中的儒家思想，在海外也享有盛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首位。

同是世界级名人，但“职业”不同，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不同，连出生时期都相差两千多年……就好像让伏地魔和孙悟空同场打擂台，颇有穿越感的两人并置，真的具有可比性吗？

看了评论区才明白，在不少人眼中，这其实是一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战，而人文科学显然居于下风。

在这类认知里，科学和哲学竟然是全然割裂的。牛顿代表着一种进步的西方现代力量，而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人文思想家，其贡献不仅无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束缚甚至阻碍了中国古代的科学发展。

这样的想法真的对吗？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工具理性得到了高度发展，我们每个人都享受到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便捷、安全和高效；但同时我们不得不警惕将科技和人文僵硬拆分的二元论，甚至是“唯科技论”。

我们该如何认识科学？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人文思想又是怎样影响科学发展的呢？

一

有人可能会认为，科学只是事实和统计数据乏味而又琐碎的堆砌。还有人认为，科学是诗、魔法和一切与人性有关的东西的对立面。这两种说法都有错误的地方。没有比科学更充满生机，更充满惊奇，或者更人性化的事物了。

科学在不断变革，在不断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认识，并从中获取新的见解。

试图提出问题并且试图琢磨其中的机理，是人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而科学史的旅程，也是不同的个人、团队和集体对自然界各已知和未知领域提出质疑并寻求答案的过程。

与此同时，科学的变革也离不开人类思想界的变革。几乎不会有科学家承认，他们用的是17世纪科学革命刚刚开始时哲学家培根等人提出的完全“独立”和客观的科学方法。

培根的方法，简单说来，就是要求每一位正在寻找自然秘密的研究者，必须客观思考，不要被已有的成见左右，结论要建立在对研究现象进行观察、实验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

“我不作假设”——牛顿在证明万有引力定律之后这样宣布。在牛顿看来，“假设”己经足够多了，而人们对仔细收集可检验的事实和数据却太不重视。

《科学的旅程》一书中提醒我们：在原始社会，古代人需要知道大地、河流以及河水上涨的规律，知道老虎或狮子的生活习惯，知道食用植物怎样生长、在哪里生长。他们还企图控制可怕的暴风雨、洪水和致命的疾病。于是，巫师应运而生，他们通过观察积累智慧和知识，作出预言，配制药剂，预卜未来和诊治伤病员。这些就是科学最早的发端：渴望求知。

求知的理由往往出自实用，为了自我保存和人类的延续，尽管常常也出自对知识本身的偏爱。

科学实际上与巫术同根。它源于想要知道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但跟巫术、超自然、占星等“伪科学”相比，区别并不在于想要的结果或希望达到的目标，而在于程序。

科学提供一种程序或者方法，通过它就能得到可测的结果。每当程序出错，它就会自行纠正。从观念上说，科学是一种直率而公正的集体努力。源于意外的微小细节有可能成为解决重大疑难的关键。

当巫术及其神灵世界沦为骗术或者操纵民意的手段时，古希腊哲学家抛弃了巫术，转而采用完全非巫术的手段，这才有了近代科学的起源。

古希腊哲学家“热爱并且追求知识和智慧”，他们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树立了这样的信心：普通人也有希望去理解和解释大自然的复杂机理；而他们本身也是科学的践行者：

泰勒斯寻求宇宙本原，提出一种宇宙模型，认为地球像一块原木漂浮在水中；最负盛名的亚里士多德构思出一套完整的体系，用以解释宇宙的机制。在宇宙学和物理学领域，其思想影响深远。

二

牛顿的自然哲学“统治”了他那个时代并改变了未来世界，但天才的诞生并非“横空出世”，他站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等巨人的肩膀上；他们都给予世界认识自然的新途径，使其从旧的思考方式中解脱出来。

17世纪末，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为人类认识自己和自然界制定了新的版图，人类的地理和智力领地从古代和中世纪狭窄的范围逼近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门槛，从而打开了近代世界的大门。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则坚定地认为，运用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有可能成功地回答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将科学从“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或者宗教权威那不变的世界中寻求解答”的惯性中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思想界与科学界的相互交流、影响和塑造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理性的胜利对社会结构和价值提出了新问题，科学家发现自然界有“自然定律”，那么，类似的自然“定律”是否也有可能治理所有道德社会和政治活动？

有些哲学家希望在新的科学社会政治观中找到人性的位置，他们中有康德，“启蒙”一词就是他创造的，用来表示这个时代理性的兴起和智力的辉煌，还有休谟、莱布尼兹、伏尔泰、卢梭以及其他人。

他们通过大量出版物把科学和哲学的新思想带给广大公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法国记者、哲学家狄德罗开始编纂的35卷《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贸易系统群典》。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哲学家之间生动热情、富有条理的讨论不但在巴黎的沙龙中进行，也在长篇通信中体现。伟大女性查特勒特把牛顿的著作从拉丁文翻译成法文，并使其广泛传播，从而在法国产生影响——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携手让当时的世界改天换地。

三

如果说，西方的科学发展史始终与思想史纠缠前进，那么在中国古代是否只有思想发展，而没有科学发展呢？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科学史十论》这本书提出：在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地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秦汉以来，那些稍微稳定和长久的朝代，都为科学的发展多多少少尽过力。即使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不烧“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还组织三百多人进行天文、气象观测。

任何一位统治者，想要长治久安，想要持续发展，都不能不关心科学。秦朝的迅速灭亡，并不是因为不重视科学，而是其他的问题。

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是一种错觉。培根和马克思、恩格斯对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推崇，只是因为这几样东西适应了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需要，并不是说中国只有四大发明。

中国人是不是只讲求实用，而忽略基础研究？事实上也并非如此。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计算，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在世界上领先了一千年。《墨经》中的光学部分，虽然只有八条，仅三百余字，但次序安排合理，逻辑严密，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光学著作，八条合起来即为几何光学的基础，没有做过实验是写不出来的，没有对实验的忠实记录也是写不出来的。

在化学方面，西汉《淮南万毕术》中发现了金属置换反应，该反应是将铁放在硫酸铜中的产铜方法，该方法到宋代曾广泛应用于生产，是水法冶金技术的起源。东晋时《抱朴子》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不少事实说明，中国人比阿拉伯人更早地为原始形态的化学做出贡献。

谈到生物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到：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与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

其后，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又引用了大量中国资料，作为他的学说的例证。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蕴含着科学方法与科学的思想模式；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式人物沈括一直使用《中庸》中的治学方法：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

宋代理学家朱熹抬高《中庸》和《大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而当他把“格物致知”突出出来后，又提高了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自觉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宋代朱中有认为自己研究潮汐就是格物，王原斋和叶大有认为植物学是格物；明代李时珍和宋应星分别在写《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的时候，也都认为自己是在格物。

16世纪，徐光启把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学问分为两大类，一种为修身事天之学，一种为格物穷理之学，后者中有一支为象数之学，包括历法、音律和数学——这是中西文化的一次重要沟通，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子，却也没有远离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斯·霍克海默曾提醒我们：不要让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消减人的生存价值基础。

科学和哲学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认识世界的重要的目的，其实是“人如何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牛顿的世界，但也很难想象失去思想者的世界。

毕竟，探索世界的秘密，思考人的价值和意义，从来不是相悖相斥的两件事。

（摘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