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作为一种较为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自创设以来便一直被历朝历代所沿用，并对中国的官僚政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哪怕是彪悍随性如契丹部落，也在建立辽朝之后沿袭并发展了科举制度，并慢慢将其普及到整个统治疆域。

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在承接隋唐，下启金元的过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与辽朝科举选拔制度密切相关的，当属礼部贡院与知贡举。

所谓礼部贡院，是指掌管科举事务的相关机构，形同于如今的教育局，主司大小考试事务。

而专门主持礼部贡院考试的主考官，则被称之为知贡举。

在辽朝科举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中，礼部贡院与知贡举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知道了这些概况以后，我们再来继续深挖一下礼部贡院与知贡举在整个科举选拔过程中的具体功能职责以及它们与科举制度之间的联系。

礼部贡院的发展历程与功能

1，礼部贡院在辽朝的设立过程

贡院是负责管理科举相关事宜的常设机构，因其置于礼部，故得名礼部贡院。

有关“贡院”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文献之中。在大唐后期，统治者专门在礼部内部设置了贡院，以其负责科举诸多事由。

因此全面承袭唐朝科举制度的辽朝，也照旧采取了“贡院”的名称。

辽朝的科举制度，在建国初的辽太宗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

但辽初的科举制推行范围较小，时间不固定且随意性很大，因此关于其创立时间尚不明确。

虽然时间难以确定，但我们仍可以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推测出早在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辽朝就已经有了科举考试。

之所以在这一时间段开设科举考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幽云地区的统治。

辽朝以契丹民族为主体民族，一度流行游牧文化，但这却与中原大陆的汉族文化存在诸多差异。

因此在契丹人得到幽云地区后，他们迫切的需要安抚并招纳当地文化素养较高的汉族人士，来借此稳定当地的统治秩序。

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辽太宗将幽州易名为南京，并在这一地区推行起了传统的士人选拔方式——科举考试。

他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借此来吸纳汉族与他族的士人，充实辽朝官僚机构。

因为这一政策的实施范围有限，所以在辽朝初期阶段，科举制的整体发展规模较小，仅限制于在儒家思想较为发达的辽南京地区实行，作为科举负责机构的礼部贡院也因此设立在了南京。

之后数年中，由于辽朝皇室内部动荡，各方政治势力争斗不休，世宗、穆宗朝变乱异常，因此科举制度的正常施行也受到了波及。

朝堂的动荡导致科举制度荒废无常，随意性极强。故辽太宗后关于科举制度的记载寥寥。

这样的局面直到景宗前期才稍有好转，史料记载里辽景宗于公元976年“诏南京复礼部贡院”。

到了圣宗时期，他更加大力在辽朝境内推广儒学，并在各地遍设府州县学。

随着儒家文化的进一步传播，科举制度也借此机会由南京一处逐渐推广到了辽朝的全域。

此时辽朝已有明文记录，开科取士后有人“高举及第”。

这也标志着辽朝的科举制度规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这一时期，礼部贡院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而从辽南京转移到了辽中京。

2，礼部贡院的权职与地位

随着科举制度在辽朝逐步发展壮大，原本管辖范围仅限于南京的礼部贡院，其职掌地区也随之扩大到辽朝全境，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

礼部贡院主持科举考试，并负责参与“贡生”考核等诸多事宜。如若有殿试，礼部贡院还要负责处理与殿试相关的一切流程。

在三年一试的进士考试结束后，礼部贡院便会以纸书记载及第者姓名并派人送递，这份纸书也叫作“喜帖”。

虽然关于辽朝时期礼部贡院的具体职能记载缺乏，但由于宋朝与辽朝二者的礼部贡院基本都沿袭唐制，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宋朝的记载中了解一二。

宋朝时期礼部贡院作为组织和负责科考的机构，主要负责接收举人的名籍、文卷，审查其应考资格、出题、维护试卷与档案等工作，辽朝应该也在大体上与其没有太大出入。

可以说，辽朝进士获得功名后的一系列程序，都需要礼部贡院来严格把控。

对于历届士人而言，礼部贡院地位极高。唯有省试进士即礼部贡院所放之进士 ,以及殿试进士即皇帝亲自主持考试所放之进士，才能被称为名副其实的真正“进士”。

随着国家的宣传与制度的逐渐完善，不仅是历届士人，就连平民百姓也对进士及第的无上荣耀通晓一二，足见此时科考在民间的普及。

在科举考试水涨船高的背景下，主司科举工作的礼部贡院地位自然也随之愈发重要起来。

礼部贡院的重要官职——知贡举

1，知贡举的地位与作用

知贡举是辽朝在礼部贡院设立的一个重要官职。

知贡举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担任贡院考试中的考官，虽然其官职不高，但实际影响力却极大。

知贡举本身贡肩负着为国家选拔治世人才的出卷重任，其个人的经历与文字偏好不仅会影响到命题，甚至能影响到一时的流行文风。

譬如唐朝时期的知贡举吕渭，就曾因个人喜厌取“瑞柳”为题。

他将柳树视为吉祥美好之象征，希望借此来提醒考生铭记过往的“四镇之乱”。

但吕渭的想法却与当时的皇上唐德宗背道而驰，德宗将曾经的“四镇之乱”视作是自己不堪回首的屈辱回忆，并因此对当年的柳树考题厌恶至极。知贡举吕渭后期的仕途不顺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知贡举也是凡人，因此他们在选定考试题目时，一定也会难以避免的掺杂进个人思想倾向。而主考官的文学偏好，也势必会对考生们的文风产生导向作用，其影响力不可谓不强。

知贡举的职责除了出题之外，也包括校艺与评级审断等等，事务极其繁多。

权力之下，便可能会滋生腐败，因此历朝历代中的知贡举舞弊事件也是比比皆是。

为了防止知贡举影响过大，唐之后的各朝也在积极对其进行完善与发展。

唐初之时，知贡举主要由吏部外郎担任，自玄宗起，科举考试的主要职能由吏部转到礼部，并大多由礼部侍郎担任考官一职。

发展到五代后，知贡举的选拔范围更加宽广。辽朝基本沿袭了五代的选拔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辽朝统治者根据科举考试中的实际需要，一般会采取随机派遣的方式，选拔合适的高级官吏主持贡院考试。

为了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知贡举们只有在开科考试前才会得到任职调派，且在考试之后便会立刻卸职，至于日后是否能重新担任知贡举一职，也主要由皇帝评断。

2，知贡举的选择任用

由于知贡举对士人的录用和科考题目的拟定具有导向作用，因此关于知贡举的选拔工作也是重中之重。

那么，在科举考试中，统治者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这一官职? 他又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一般来说，担任知贡举的官员必须具备两项硬性条件：

一是学问要出众，必须在儒学经典或诗词歌赋上有过人之处。

毕竟知贡举要担任出题的重任，若其本身学术不精且水平不高，那么又如何为国家选拔合适的栋梁之才呢。

二是其本身也要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

普通的地方小官乃至下等朝臣，都不被列入考虑范畴之中。这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知贡举不受权势胁迫，而放心的进行士人选拔。

如辽朝前朝的燕京留守刘晞，年少时便因儒学闻名乡里；中书门下平章事贾师训，七岁就能提笔作诗；“赵国公”梁援更是少年天才，年仅26岁时便中了状元。

由此可见，历任辽朝知贡举的官员大臣，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身居高位的才子文豪。

此外，还有一些隐形的考察条件，也包含在知贡举的选拔过程中，那便是皇帝的信赖与选拔人员自身的品性。

由于知贡举直接关系到考生的擢第与否，并能影响到日后朝廷内部的构成，因此皇帝一般只会选择亲近信任的大臣担此重任，来防止朝堂中的有心人借选拔人才之需结成党羽团体。

如开泰元年时，朝堂以张素臣、郎玄达为首陈情上书，状告当时的知贡举邢祥私下接受贿赂，录取人员不公。

但辽圣宗最终仍选择相信自己选派的知贡举，而严惩了张素臣等人，并在之后继续选择任用邢祥担任知贡举一职，这也充分说明了辽朝统治者对所选知贡举的信任与重视。

此外，由于知贡举几乎全权掌握了考生的命运，许多有人脉背景的考生会在试前提前拜见知贡举，借以求得日后的提携。

是否能正确处理考生的“私曲”与人情的往来，这也对担任知贡举的大臣的品性产生了考验。

只有具备刚直正义的品行与唯才是举的选才标准，知贡举们才能真正选拔出治世之才。

总而言之，知贡举在某种程度上对科举考试的风气、文字趋向以及举子的命运影响颇深，他们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发展存在较强的作用。

一个理想的知贡举，作为科举选拔制度中关键的一环，一定要具备极强的个人操守，不能为权势、亲故而羁绊，更不能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小结

知贡举是礼部贡院中的重要的官职之一，而二者又一同受到辽朝科举选拔制度发展的影响。

随着科举制逐步走向规范化，礼部贡院的职权更加扩大，并慢慢走向发展壮大。知贡举的选择与任用，也在追求公平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趋于细化。

礼部贡院与知举贡的发展，又反作用于科举选拔制度，使其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愈加凸显。

辽朝中后期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科举制度，不仅为辽朝选官制度增添了新途径，更促进了儒家文化在游牧民族地区的传播，使辽朝群臣形成了以儒治天下的理念，并成功实现了中国北疆社会由羁縻而治向中央集权统治的转型。

辽朝时期的礼部贡院与知贡举，有它们存在的时代必然性，以其为抓手，我们可以更加全面详实地了解到辽朝科举制的有关内容。

参考文献：

[1] 高福顺,辽朝礼部贡院与知贡举考论[J]考试研究,2011(02):77-82.

[2] 杨若薇,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 [J]史学月刊,1989(02):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