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灾害频发的原因有哪些？
#历史开讲#
灾害作为一种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特殊现象，其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破坏性力量，也就是我们所说致灾因子，通常是指非正常自然力；二是承灾体，指接受破坏性力量的人类社会，这两者缺一就不可能形成灾害。因此灾害的发生是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自然原因
自然原因，被认为是影响灾害发生的最基本的原因，一般包括气候、地形、地质等。地形和地质对水灾和地震的发生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地处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位于环太平洋和地中海以及喜马拉雅两大地震带中。
春秋战国时地震灾害发生较多的鲁国、秦国、齐国、魏国都位于上述地震带上。我国地形又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一方面有利于海洋湿润气流深入内地，形成降雨，另一方面也造成河流落差大、水势急，成为自古及今影响黄河、长江泛滥的重要原因。
《汉书·沟洫志》就记载有春秋时黄河泛滥的景象：“定王五年，河徙。”部逸麟总结我国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时认为“春秋时南到洞庭湖，北至山西中部；战国时南至五岭，北至阴山”由此可见，春秋战国的疆域，已囊括黄河、长江、淮河流域。而史念海考察两周时期黄河流域时认为：“当时黄河中游的特点是原面广大，植被良好，加以气候更为温和，而在当时条件下，黄壤又适于农业的经营和发展。只是容易发生干旱，不免引起灾荒。黄河下游，地势低下，湖泊繁多，气候较为湿润，植被一般良好。”
气候是影响灾害形成的最重要的自然原因。一般由气温、降水等数据表述。气温高，相对湿度低时，容易产生大气干旱，形成旱灾，相对湿度高，降水量多时，则容易导致水灾。
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和战争胜负，而气候的变化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人们对气候的变化都非常敏感。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是不断变迁的，竺可桢通过对《诗经》中所提到的粮食作物的分析，竹、梅等亚热带植物在华北地区栽种范围的考察，以及《左传》中鲁国冰房储冰情况的考察，列春秋战国于物侯时期，认为春秋时期气候开始转暖，战国时期温暖气候继续，并认为“在战国时期，气温比现在温暖很多。”
《春秋》和《左传》中关于鲁国冬暖无冰的记载有此。《老子》陆行不遇咒虎。”《诗经》“四牡翼翼，象弹鱼服”等诸多史料又说明黄河、长江流域有犀牛、象等热带喜暖湿动物的出没，可见“春秋战国属于暖湿气候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这种暖湿气候，是针对于大范围来讲的一个长期平均状态。但因地形和地理方位的不同，局部地区气温和降水有所波动。如鲁国，地处山东半岛，多受海洋季风影响，常出现气温升降比较明显的波动状况。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降低，蒸发量增强，出现大气干旱状况，最终形成旱灾。《春秋》和《左传》中记载鲁国发生的水灾有次，按春秋年算，平均每年一次，不雨现象的有次平均每年一次，但旱灾却有次，平均每年一次，甚至从鲁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年）到鲁宣公十年（公元前年这年间，鲁国无一次水灾记录。
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自然条件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再加春秋战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因此，关于这一时期灾害发生的自然原因的探讨不可能做到精确备至，只能将其中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这一时期的灾害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二、社会原因从社会学意义上讲，“灾害就是人的需要满足过程的非正常中断。”这种“非正常中断”除上文所讲的自然原因外，也包括战争、苛政等社会原因。战争和苛政不仅导致社会动荡，影响统治者救灾职能的正常运行，有时也是直接导致水灾、火灾发生的元凶。
邓云特论述战争和灾害的关系时说：战争固为促进灾荒发展之一有力因素；而灾荒不断扩大与深入之结果，就某种意义与范围而言，又往往足以助长战争之蔓延。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大国争霸，战争频繁。据《春秋》所记，春秋242年间的军事行动多达448次，其中“书侵（僭师略境曰侵）者六十；书伐（声罪致讨曰伐）者二百十三；书围（环其城邑曰围）者四十四；书入（造其国都曰入）者二十七；书取师（诡道而胜之曰败）者十有六；书取师（悉虏而俘之曰取）者三；书取国邑（以力收夺其国）者十有六；书袭（轻行而袭之）者一；书追（己去而摄之曰追）者二；书戍（聚兵而守之曰戍）者三；书战（两兵相接曰战）者二十三；书迁（驱徙其市朝曰迁）者十；书灭（毁其宗庙社稷曰灭）者三十。”
到战国，随着改革的深入，军事装备的提高，战争的规模和惨烈度都有所加大，据现有文献统计战国时期共发生战争230次，所以计春秋战国550年间共发生大小战争678次，平均每年都有战争发生。身处春秋之际的老子，痛感战争的危害，认为“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墨子也认为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最终致使“百姓饥寒冻傻而死者，不可胜数。”战争之时，为了给敌方造成更大的杀伤力，常常以水、火代兵。
《管子·霸形》中记载了春秋时期一场楚对郑宋的战争，“楚人攻宋、郑。烧愤燥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诡，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人用火烧和水攻，使得宋、郑两国饱受灾害之苦。
《左传》记载的鲁昭公三十年（公元512前年吴灭徐的战争中，吴国也是以水代兵，“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杜预注曰“防壅山水以灌徐”，杨伯峻认为这是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的记录。战国时期，水攻更多的被运用于战争中。晋出公二十年（公元前456年）晋知伯从韩、魏兵以攻赵时“围晋阳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知时依然用了水攻之法“夜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知伯军。知伯军就水而乱”，这些因人为原因而造成民众死伤无数的水灾，其危害程度之大已可概见。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灭魏之战，秦将王贲“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这次战争不仅使大梁之民饱受水灾之苦，甚至魏国也就此被秦吞并了。
从春秋伊始的桓公称霸，到战国末年的水灌大梁，大小诸侯国打打杀杀几百余年，其中虽有两次弭兵运动，但终究难止战争造成的粮食辍绝，民生调敝，可谓“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耕失岁，政险失民，田岁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人祆”即人为的灾害，有时造成的危害比自然原因更加直接。苛政是导致灾害发生、加重的第二大社会原因。典籍所载我国历史时期的灾害，不论王朝如何变更，统治阶级敛求无度、巧取豪夺从来都是降低民众灾害应对能力，加重灾害蔓延的帮凶。
关于统治者专事搜刮而民众遭灾的记录，向来都是史不绝书。昔有夏菜荒淫无度、率遏众力，以至于民众都感叹“时日易丧？予及汝皆亡！”后有殷封“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这些苛暴之政，常常导致下层民众苦愁“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而在苛政之下，如果再遇到水旱等灾害，民众生存就会受到更大的威胁，以至于引起社会动乱，继而引发饥荒等次生灾害。
《诗经》曰：“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朱熹认为这是苗伯为讽刺周厉王而作。周厉王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宠信荣夷公使其搜刮民财，并为压制国人的不满，任用卫巫“监傍”，民众生活维艰。周厉王二十二到二十六年（公元前一一公元前年）间，西周又持续五年久旱不雨，据《诗经》所描述，应该同时还有虫灾兴起，在这种状况下，终于引起下层人民暴动，厉王死于蔬地。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贵族竞相扩张土地，改革土地制度。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郑国的“作丘赋”及秦国的“为田开吁陌”等，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下层人民所负担的地租和赋税依然非常繁重。
《论语》中记载了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次问政，“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盖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鲁国当时的征税是十分之二以上，遇到饥荒，有若建议鲁哀公减免赋税，但鲁哀公认为十分之二尤嫌不够，可见当时的赋税之重，以至于孔子感叹“苛政猛于虎也。”春秋战国时期下层人民除了要交地租外，还要向统治政权缴纳赋税，并且须要服兵役和徭役。孟子认为当时赋税之重为害民之举，会致民饿死，甚至会出现父子离散的凄凉状况，并力劝统治者轻赋薄役，但当时各国诸侯专注于攻城略地，孟子的劝说很难被采纳。
春秋战国时期，很多思想家已认识到苛政会加重灾情，引发饥荒。《老子》认为下层人民的饥荒，是由统治者沉重的租税造成的。《墨子》认为统治者穷奢极欲、广修宫室会最终导致国贫民乱。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过分取财于民，就会降低了人民对饥荒的自我救助能力，同时统治者将财力运用于奢侈之物无疑会影响到国家救助能力。
三、总结出于上述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春秋战国时期各种灾害频发。而灾害的发生又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得各阶层在阐述自己的社会构想时，针对灾害提出了一系列救助思想，并实施了很多救助措施。
灾害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灾害救助是每个社会永恒关注、永恒探讨的焦点。对春秋战国时期灾害救助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从不同角度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活状况之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对现行灾害救助体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