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随着三大战役的接连胜利,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已经成为定局。
在这种情况,蒋介石仍然打算在上海孤注一掷。
他调集9个军24个师,共约23万军队,在上海构筑各种坚固的防御工事,大有在上海再次开辟一处大决战战场的样子。
这种情况,让我党觉得形势严峻,毕竟上海600万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蒋介石的“人质”。
因此,考虑从内部打破防线成为党中央的首选。我党决定启用多年来深藏在国民党中的暗线,这个人,就是张权。
彼时张权是国军中将,深受蒋介石器重,可得到我党的指示后他毅然制定起义之事,并把活捉蒋介石父子也写进计划之中。
可惜这件事因为叛徒告密而失败,而他被捕前还在院中挂出了一件红衣服,正是这件衣服,挽救了上海地下党成员。
投笔从戎、张权的爱国主义
张权出生在1899年河北武强的一户贫农家庭中。
这里是负有盛名的“木版年画之乡”,当地的地理条件非常优越,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可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让当地老百姓生活困难,每当这个时候,张权的父亲就会向往读书人的待遇。
按照晚清政府的政策,读书人在税赋上是不用交那么重的,这也是《范进中举》后众多地主前来与他交好的原因。
只因为范进成为举人后就可以拥有土地税赋豁免权,这些地主希望把自己的地记在范进的名下,以此躲避税赋。
张父向往读书人的生活,因此尽管家庭困难,还是让儿子读了书,而张权也不负父望,他的成绩非常出色,各项功课都取得很好的成绩。
后来,清政府覆灭,他考入保定省立第七中学,在里面读了几年。
当时孙中山先生经过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为了强国曾主张设立各种军校,有了学识的张权深感乱世之中,应该从军立功、保家卫国。
于是,他投笔从戎,选择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读。
一场“五四运动”,让进步思想传播开来,张权也认识到北洋政府的军阀统治,开始向往民主、进步。
他在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就前往日本学习炮科,并取得优秀的成绩。
那时候,从日本学成归来比如今的“海归”还要珍贵,这批人回国后就会直接成为排、连一级的军官。
张权从日本学成归来后就成为苏皖赣巡阅使少校参谋,后又出任训练处上校科长,在军校崭露头角。
不过他当时参加的是孙传芳部,他寄希望于孙传芳能爱国护民,曾怀着满腔热血写了一封信,却不想这封信遭到孙传芳的妒恨,他被解了职。
在这之后,他就彻底放弃北洋政府,选择投靠南方由孙中山组建的国民革命政府。
作为一位“海归”,张权到达广州后就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他被任命为浙东警备师上校参谋处长,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九师少将副师长。
二十几岁的少将,放眼那个将星璀璨的年代也绝对算得上是“人中龙凤”。
而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果,十九师也有我党代表,这位党代表,就是早期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林伯渠。
与我党的接触、张权多次援助我党
张权并不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严格来说他属于“杂牌”人员,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也因此他对于其他进步思想并不排斥。
毕竟他参军的开始,就是因为爱国,希望为国家找到一条新的路。
所以,在与林伯渠的接触中,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并在这过程中与林伯渠结下深厚友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我党人士和进步青年遭到蒋介石迫害,张权的许多同事、朋友也因此被特务迫害致死。
这让张权第一次认为国民政府与孙传芳的军阀政府的相似。
十八师副师长周保中也是我党人员,他在当时遭到国民党通缉,在林伯渠的建议下来到张权处避难。
张权想方设法保护周保中,期间他与周保中有过详谈,对共产主义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白色恐怖愈发激烈,已经有渗入十九师的迹象,张权也意识到没办法再保住周保中,于是告诉他:
“我这里也不能再坚持了,你还是离开吧。”
随后,在张权的掩护下,周保中离开了十九师,顺利脱离险境,寻找到红军。
张权的十九师很快也被国民政府解散,张权对蒋介石怀有不满,于是主动投靠到安徽陈调元处。
在这里,他遇到了曾经在日本留学的同学綦书田。
綦书田是我党人员,当时他的职务是四十六师中校团副。在綦书田的感染下,张权了解到了许多红军的事情,对红军打地主分土地的做法尤为向往。
毕竟,他的家庭就是贫苦农民,张权知道贫苦农民的疾苦与对土地的向往。
后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行动,陈调元部队也参与其中。
在1932年的时候,陈调元率领的四十六师陷入我党的埋伏圈,急电张权率领部队增援。
张权得知后故意找各种借口拖延,一会说没有正式调令,一会说部队整合需要时间。
这导致四十六师弹尽粮绝,最后只能付出惨重的代价选择突围。
红军得了四十六师的大量物资装备,为后面的反“围剿”胜利提供物资保障,而这其中,张权的有意拖延自然有着重要作用。
蒋介石在东北主张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众多爱国将领们的不满,也让张权对国民政府更加不满。
而这时我党一直积极宣传抗日主张,这无疑让张权更加向往我党。
不过很快全面抗战就正式爆发,在这一期间,张权得知自己多年的秘书王亚文是中共秘密党员,于是果断提出入党一事。
这件事经由王亚文转述,被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张权已经通过是考研,完全就是“党外干部”了。
不过他们还是认为张权留在党外远比留在党内起的作用更大,于是让王亚文向张权解释,并代表党向他表示:
“组织是了解你的,希望你在军队中起更大的作用。”
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战统一战线让张权留在国民党内也可以为国贡献,因此也就没有执着入党之事。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
成为潜伏将军、张权筹备起义
抗战胜利后,张权的战车防御教导总队遭到参谋长陈诚的裁撤,国民党内大搞派系之争。
张权既非黄埔系,也不是直奉系、土木系,在当时非常被动。
尽管在仕途上遭到挫折,但他仍寄希望于规劝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与我党和平建国。
他把这种想法写成劝诫信寄给蒋介石,但却遭到蒋介石的无视,这也让他彻底对国民政府失望。
在那之后,他接受我党建议,利用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私交关系留在京沪杭地区任职。
在词期间,他以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的身份到各部队进行视察,实则就是观察国民党军的军队部署,为解放军搜集情报。
淮海战役筹备期间,他利用公权和私交关系,前往济南、徐州等地视察,把各种军事部署记在心中,回去后就交给秘书王亚文,由王亚文转交给我党。
正是由这些情报,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得以占据主动,可以说张权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4月,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渡江战役,又是张权沿着长江流域,一路视察军事部署。
他与王亚文把探查到的种种信息汇集,精心绘制成一张“长江沿线布防图”,并建议我军从安徽采石矾登陆,这里的守军是刘汝明的队伍,这些队伍都是从淮海战役中退下来的,残兵少将装备也相对落后。
得到这份珍贵的“布防图”,解放军得以跨过号称天险的长江,张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又做出巨大贡献。
三大战役接连胜利,国民党已经是强弩之末,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剩余的大部分兵力据守经济要地京沪一带,企图在这里与我党进行决战。
由于我党担心上海的600万居民安危,因此解放上海的事情一再拖延,这也让蒋介石有充分时间构筑防御工事。
各种水雷、电网覆盖水面之上,又有碉堡、地雷、壕沟参差,大有固守到底不死不休的意思。
见此情绪,张权果断决定起义,他与王亚文说:
“我要替上海600万人民,尽最大努力缩短这场战争,我一定许身于解放事业。”
此后,他积极与各军队联系,准备起义之事。
他找到策反对象主要有暂编第一纵队少将司令李锡佑,此人也是进步青年,与张权私交很好;除此之外,还有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一八二师师长王挽危等。
这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部下、门生,张权对他们非常熟悉。
他逐个策反,最终成功让这些人认清形势。
他与众人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包括各个部队负责的任务等,其中他还打算效仿当年张学良,企图生擒蒋介石父子。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一位叛徒出卖让起义之事告吹。
起义失败、张权英勇就义
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蒋介石自“西安事变”后就对自己的安危非常重视,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尤其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蒋介石更担心军中有人谋反。
因此他在上海防线铸成后,就一直住在军舰上,不给任何机会。
此外,他还召开了各种会议,与汤恩伯、顾祝同等谈话,又召开军官将领会议,在会议上各种勉励,恩威并施。
其中,就包括把团以上军官的家人送到台湾,美其名曰是“保护”,实则是作为人质,逼迫这些军官为他拼命。
他的这种做法确实有效,一八二师师长王挽危、二〇九师师长方懋锴就内心动摇起来,张权得知后找到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才让他们坚定起义的心。
但张权不知道,还有一人也动摇了,此人名叫张贤,是李锡佑的得意门生和亲表弟。
此人经受不住白色恐怖,选择向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告密。
毛森得知后,果断派兵在全城戒严,5月15日上午,李锡佑就被逮捕。
当时张权正与王亚文见过面,他告诉王亚文,一旦自己院子里挂着红色衣服,就说明已经暴露。
结果当天下午,张权回到住处不久就敏锐察觉到有特务找上门,他只来得及在住处挂上红色衣服,随后就被逮捕。
因起义之事是由张权负责,而他被逮捕,起义之事也就此中断。
王亚文见到他住处的红色衣服,知道他已经出事,于是回去与地下党组织联系,这成功挽救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
周恩来、董必武等知道张权被捕后,曾试图营救,但敌人严密看守,营救行动失败。
而视死如归的张权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仍然高喊:
“我就是上海起义的总指挥、总领导,你们要杀就杀我,真理属于人民。”
蒋介石得知这件事后怒不可遏,下令以扰乱治安罪处决。
5月21日,张权、李锡佑等爱国将领被枪决于市集。张权临终前,始终奋力高喊:
“胜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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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权的牺牲,是我党和人民的巨大损失,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起义计划若是能顺利进行,上海解放将更加顺利,而蒋介石也很可能被活捉,自然也就不会据守台湾。
只可惜,这世界没有如果。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曾下令抓到出卖张权的叛徒张贤,地下党员经过探查最终成功抓住张贤,并在1957年9月26日执行枪决,告慰亡灵。
起义行动虽然失败,但张权将军的英雄事迹可昭日月,值得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