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被世人称之为“儒帅”，意思是刘伯承在军事指挥上有很深的的造诣，同时他的风度极其儒雅，拥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

晚年时期的刘伯承依旧对工作保持着高度热情，也依旧喜欢读书学习，有一次他的儿子刘太行想让父亲讲讲他在战场上的事迹，刘伯承却摆手拒绝，他带着伤感的语气地刘太行说道：“打仗的事有什么好讲的呢？你知道一场战争下来，我的心情有多么沉重吗？很多牺牲的战士都还很年轻，我面对他们白发苍苍的父母时，心里充满了愧疚！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战争。”

从此以后刘太行再也不让父亲谈任何战场上的事情，而刘伯承元帅也从不主动和任何人说起这些。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刘伯承元帅是建立共和国的功臣，他的很多军事思想放在今天依旧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邓小平和刘伯承搭档了几十年，他对刘伯承的指挥能力很是了解，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决定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关于带兵人选的问题，邓小平斟酌了很久，最终还是难以确定下来。

此时邓小平很无奈地说道：“如果刘帅的身体能保持健康就好了，那么他一定是这次挂帅的不二人选啊！”

邓小平口中的刘帅正是刘伯承，可见邓小平对刘伯承元帅多么器重，也说明邓小平对刘伯承的感情非常深厚。

提到刘伯承元帅的军事思想，那还要从几场具体战役去详细分析。刘伯承一生指挥过的战役有很多，几乎每一场战役都堪称经典，但是邓小平在晚年的时候回忆自己的峥嵘岁月，他对刘伯承指挥的鄄城战役印象，邓小平提到此战的时候说道：“当时敌人完全分不清刘伯承的意图，就连我当时也对刘伯承撤退的命令感到不解，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明明可以打一场大胜仗，怎么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呢？事后我才反应过来，刘伯承的决定是高明的！”

鄄城战役成为邓小平心目中的经典战役之一，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邓小平到了晚年还一直称赞刘伯承在此战中的决策呢？

其实在刘伯承指挥过的那么多战役中，鄄城战役的规模并不算大，其被世人熟知的程度也不高，但是从整个战役过程来看，此战确实十分经典。

刘伯承真正引起国民党注意的时间是在1945年，抗战刚胜利不久，国民党各方势力就开始争夺地盘，山西大地的情况也一样，阎锡山突然派5个师的兵力进驻到上党地区，给刘邓大军来了个突然袭击。

上党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我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阎锡山此举无疑就是在我们解放区的心脏位置插入一把尖刀。

刘伯承当时愤怒地说道：“士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党战役随即打响，这场战役是刘伯承在抗战后首次和国民党部队进行的大对决。

当时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人数并不多，一共也就三个纵队，一个是陈赓率领的太岳纵队，还有就是陈锡联的太行纵队和陈再道的冀南纵队，加起来也就两万多人。

刘伯承和邓小平商量：“要么不打，要打就把阎锡山打疼了为止！”

邓小平完全同意刘伯承的意见，他急电召集三个纵队的主要指挥员前来开会，刘伯承有一个习惯，任何战役开始之前，他都要将作战计划的要点详细地写在纸上，然后再分发到每一位下级指挥员手上。

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各位指战员十分喜欢刘伯承的这一特点，他们完全不用自己费心，只要按照刘伯承的详细部署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指挥战斗。

针对上党战役，刘伯承安排的是攻城打援的战术，这个战术的难度很大，它和围城打援有所区别，攻城打援的要求是既要拿下上党地区，也要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援军。

刘伯承深知靠着三个纵队的兵力想要达到这样战略目标难度很大，于是他又发动了地方武装的另外多人参战，就连各地的县大队也投入了这场战役。

刘伯承深知一点，我军武器装备不如敌人，最要命的还是弹药太缺乏，每个战士只能分到十来发子弹，所以攻城之战必须速战速决。

在刘伯承的部署下，我军的三个纵队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上党发起进攻，这场攻坚战的难度很大，我军没有重武器攻城，只能靠着战士们的血肉之躯和敌人硬拼。

就在陈赓纵队即将攻破上党的东大门时，老天突然下起雨，上党的城墙变得湿滑难以攀登。这场雨来得真不是时候，此时刘伯承为了避免部队伤亡太大，立刻下令对上党围而不打，转而将目标重点放在歼灭阎锡山的援军上。

一个优秀的指战员，必须能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来制定自己的战术，所以刘伯承的这一决定绝对高明。阎锡山派出三个师支援上党，刘伯承决定以优势兵力对阎锡山援军的先头部队展开打击。

刘伯承下令留下陈再道的冀南纵队对上党形成合围，让陈赓和陈锡联的两个纵队赶往老爷岭和磨盘垴设立伏击圈。

但是此时情况再次发生变化，阎锡山的援军根本不是三个师，而是有8个师之多，原来阎锡山玩了一手瞒天过海，躲过了我军前期的侦察。

这样一来我军用于合围敌人的两个纵队就显得兵力不足了，而且还面临随时被反噬的风险。刘伯承决定再次改变战术，他下令陈赓的太岳纵队占据老爷岭的各处高地，先牵制住敌人前进的步伐，同时让陈锡联的太行纵队在磨盘垴的北边展开对敌人的阻击，延缓敌人的行军速度。

既然我军兵力无法对敌人形成合围，刘伯承干脆选择从正面分割敌人的办法。而实行这个战术的关键就是陈再道的冀南纵队。陈赓和陈锡联在两个方向成功阻击住敌人大部队，刘伯承立刻下令陈再道放弃对上党的包围，集合冀南纵队的全部人马从老爷岭和磨盘垴之间的空档对敌人发起进攻。

这一招可谓是克敌制胜的法门，这样一来陈再道的部队就将敌人从中路分割开来，然后陈赓和陈锡联再通过运动战对敌人形成包围，这样一来，我军就巧妙地用两个包围圈将敌人的主力合围，而陈再道打得冀南纵队成为两个包围圈的重要支点。

这场一来，原本毫无优势可言的战役，在刘伯承的运筹帷幄下取得了大胜，共歼灭3.5万敌人。仅此一战就稳固了整个山西的形势，阎锡山暂时龟缩在太原不敢出来了。

上党战役的经典之处就在于，我军以劣势兵力以少胜多，在武器装备、弹药皆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战场变化反复完善自己的战术，从而完成歼敌任务。

上党战役之后，我军在山西的解放区得到稳固，此时国民党西北军的三个军在孙连仲的率领下快速进攻平汉线，敌人的目的很明显，他们是向打通平汉线，使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连成一线，进而扩大自己的交通优势。

上党战役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实力得以加强，武器装备也进一步得到补充，我军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充了两万人，兵力翻了一倍。

孙连仲仗着自己人多势众，根本没有将晋冀鲁豫野战军野战军放在眼里，刘伯承正是利用了孙连仲轻敌的弱点，下令我军负责阻击的部队故意摆出一副打不过的假象，一步步诱敌深入，将敌人三个军诱进我军的包围圈。

孙连仲此时盲目自信，他认为自己的部队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占据优势，所以在我军假装败退后就立刻下令全军追击，而刘伯承早就将主力部队部署在了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狭窄地区，我军的阵型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口袋，只要孙连仲的主力一进来，我们就可以收紧这个口袋的口子，让敌人插翅难飞。

一切正如刘伯承所预料的那样，孙连仲的三个军一头扎进我军的包围圈，刘伯承赶紧让全军紧缩包围圈，压缩孙连仲的活动空间。

但是此时顶在正面的陈锡联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孙连仲所部的火力远远在阎锡山山西军之上，尤其是敌人的106师，这支部队清一色美械装备，还有多门大口径榴弹炮，我军在前期的进攻中伤亡超过了预期。

刘伯承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 召集了前线的几位指战员商讨对策，在会议上刘伯承形象地说道：“你们都见过猫捉老鼠的场景吧！猫在捕捉老鼠的时候，为了防止老鼠突然逃跑，总是先折磨老鼠，等到老鼠没有了力气再趁机将其一口吃掉！现在我们是猫，孙连仲的部队就是老鼠，敌人火力强大不可怕，我们断绝他们的补给，然后各部队轮番袭扰敌人，使其精疲力尽后再一举击败他们！”

刘伯承借猫吃老鼠的例子比喻这场战役，并很风趣地点明了此战的要点。随后陈锡联下令部队轮流休息，每次只派出一支小部队佯攻敌人，时刻调动敌人的神经，也让敌人时刻处于紧张之中，并且每次都是在深夜袭扰敌人，敌人无法知道我军人数，只能不断用重武器轰炸防御。

仅仅三天后，敌人就已经疲惫不堪，其所携带的炮弹也消耗殆尽，我军各部队顺势发起总攻，几乎全歼敌人的三个军，此战我军又歼灭了3.9万敌人，使得国民党在河北地区遭受了巨大损失。

鄄城战役的指挥是刘伯承战术运用的一次升华，也完美诠释了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歼灭敌人主力。

平汉战役之后，敌人再一次蒙受巨大损失，国民党军政的两个重量级人物开始关注晋冀鲁豫野战军，何应钦和顾祝同两人一合计，决定在鲁西南地区逼迫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国民党几个主力军决战。

这一次何应钦不敢怠慢，他决定派出第五军和整编第11师参与战斗，这两支部队都隶属国民党“五大主力”。何应钦一下子就动用了两支王牌部队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可见其内心深处的恐慌。

1946年中旬，敌人集结了王敬久集团军、孙汝明集团军、孙震集团军向我军发起进攻，第五军和整编第11师隶属于王敬久集团军，这支部队也是敌人进攻的主力部队，王敬久集团主要向巨野和郓城挺进，孙汝明和孙震的两路人马主要向鄄城方向发起进攻。

刚刚经历几场大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确实很疲惫，而敌人这边不但兵力强盛，而且他们还处于以逸待劳的状态。根据这一现实情况，刘伯承决定避强击弱，这个对策是根据双方实力的对比所做出的决定，很符合当时我军的作战特点。

在大战之前，刘伯承又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一次刘伯承提到了两种战术，一种是狼吃肉战术，还有一种是牛抵角战术。

所谓的狼吃肉战术，就是说狼这种动物很懂得等待进攻猎物的时机，狼群往往潜伏在山坡附近，等待推着小车的行人经过山坡的时候，狼就窜出来一口咬住推车人的大腿，然后狠狠咬下一块肉就走。此时推车人推着小车，小车上还满载货物，如果他松手去打狼，货物就要摔坏，所以进退两难下只能让狼咬下一块肉。

牛抵角战术是说双方势均力敌，进入对峙状态，就像两头牛互相抵角一样，无论哪一方最终获胜，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

刘伯承介绍完这两种战术后，他笑着说道：“我们要发扬狼吃肉战术，不能随便用牛抵角战术，因为牛抵角战术就算击败敌人，我们自己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形象的比喻道明了一种很深奥的战术思想，这就是避强击弱的战术核心。

敌人的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实力强劲，我们暂时不好招惹他们，因此刘伯承要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某一部分。

正在刘伯承苦苦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消息进入刘伯承的眼帘，敌人的整编第11师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放弃前往郓城，而是直奔鄄城而来，同时孙汝明麾下的整编68师的119旅和整编55师的三个团也正在向鄄城方向移动。

刘伯承迅速判断敌人的真正意图是想诱使我军主力支援鄄城，从而半路上和我军决战。但是敌人忽视了一点，整编第11师距离鄄城比较远，一时半会根本赶不到鄄城，而孙汝明的两个支部队已经突出到鄄城前部，我军正好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先歼灭敌人这两部分。

刘伯承下令，以杨勇的第七纵队半路设立阻击阵地，防止敌人的整编11师突然加快速度前往鄄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是一支新部队，这支部队是从原来杨得志率领的第一纵队分出来的，所以杨勇领命后急着让第七纵队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对此战极为重视。

另外，刘伯承命令陈再道的第二纵队、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王宏坤的第六纵队快速前往鄄城外围等待孙汝明所部的到来。

第六纵队是刘伯承麾下的老部队，战斗力十分强悍，这个纵队出来的指挥员都是敢于打恶仗的猛将，比如当时的纵队司令王宏坤，还有后来接替王宏坤担任司令员的王近山。

我军三个纵队的主力快速在鄄城以北集结，但是此时又出现了新情况，我军原本的计划是设立包围圈，等待敌人上钩，但是敌人的整编68师119旅和整编55师的两个团走到半道察觉到不对劲，便在鄄城以北设立了阵地，并依托一个小镇布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这个变化让刘伯承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刘伯承下令陈再道的第二纵队试探性攻打敌人阵地，双方交手后，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我军虽然攻克敌人的第一道防线，但是部队遭遇了一定伤亡。

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几位参谋建议，让王宏坤的六纵和陈锡联的三纵也加入到正面作战，我军集合优势兵力强攻敌人阵地，一定可以从正面战场有所突破，然后在歼灭敌人主力。

刘伯承自然明白这样的打法肯定能获胜，但是我军也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刘伯承思考再三后突然下令让陈再道的二纵全线撤退，并且要缓慢撤退。

当时很多人不明白刘伯承为什么要让部队撤退，我军明明可以获胜，此时撤退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就连邓小平也不太理解刘伯承下这道命令的原因。

陈再道无法理解刘伯承的战略意图，他几次询问是否真的要撤退。但是刘伯承没有作过多解释，而是让陈再道迅速执行命令，陈再道的二纵缓缓撤退，刘伯承此时让人散布了一个消息：“胡琏的整编第11师已经抵达鄄城以南20公里的地方！”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孙汝明的耳中，孙汝明生性谨慎，他立刻想致电胡琏确定此事的真假，但是孙汝明发现通话线路已经中断，而且整编十一师的电台也联系不上。

孙汝明疑心大作，此时一个说着河北话的联络员来到孙汝明的军部，他带来了胡琏的口信，说是胡琏要和他一起进攻鄄城，时间就定在第二天凌晨。

这名联络员告诉孙汝明，胡琏这边的电台出了问题，孙汝明不再怀疑，准备第二天向鄄城发起进攻。

此时孙汝明又收到前线的汇报，说陈再道的二纵已经撤退，而且撤退速度很慢，孙汝明不再有任何怀疑，他判断一定是胡琏抵达鄄城，刘伯承怕自己的部队被前后夹击才下令撤退，而且刘伯承怕我军追击，所以沿途布防，撤军的速度才会如此缓慢。

孙汝明不知道的是，那个所谓的联络员是我军在平汉战役中抓到的国民党俘虏，此人曾经确实在胡琏的整编第11师待过，所以这个俘虏对胡琏的整编11师十分了解，这才对答如流，骗过了孙汝明的眼睛。

第二天凌晨时分，孙汝明果然下令部队进攻鄄城，他的两支先头部队快速进入鄄城北边，一下子进入了我军的包围圈。

刘伯承立刻下令全军合围敌人主力，此战大获成功，一举歼灭了敌人9500多人。

事后邓小平等人才明白了刘伯承战术的精妙，在敌人主力进入我军包围圈后，陈再道的二纵立马回头反击，杀了个回马枪，配合其他两个纵队完成歼敌任务。

邓小平得知战报后激动地说道：“司令员这仗打得太精彩了！一个回马枪就歼灭了敌人近一万人，我军基本没有付出什么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