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胡人永远都在创建制度的路上，而南朝的汉人考虑的却永远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巩固政权。而巩固政权的动作往往都体现在对官制的设计层面，看懂了南朝的官制设计，也就读懂了南朝的阶层矛盾。

永嘉南渡，晋室南迁之后也同时将魏晋的制度复制到了南方，所以，南朝只需在既有制度上进行小范围的调整而已。

首先，南朝继承了西晋的“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大司马。但这些职位的特点却往往都是有名而无实，只是名誉称号而已。

没办法，南朝的盘子是靠以王导为代表的世族的支持下才稳固下来的，所以就必须得对世族进行分红。但皇帝又不想让世族掌权从而架空自己，所以就用这些高位将世族供起来，尤其是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他们不想让东晋时世族架空皇权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

也就是说，从刘裕之后，南朝皇帝用高待遇换取了世族手中的权力，双方本质上还是一种互相交易的关系。

“八公”制度之外，南北朝还发明了“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用开府设第的待遇换取世族对于权力的放弃。本质上还是交换。

另外，皇帝为了向世族示好，还常常以欣赏他们文学诗词、书法的方式将部分人豢养在自己身边，给以高待遇，以示尊宠。在双方相处的过程中，即使世族在言语行为上有过激表现，皇帝一般都会选择视而不见，比如，琅琊王氏的王僧达侮辱孝武帝的舅舅路琼之，孝武帝是一笑而过。

但他们要敢表现出对权力的觊觎，皇帝还是会马上露出自己的獠牙，毫不留情，刘裕诛杀谢混、宋文帝诛杀谢灵运就是典型。

同时，南朝亲王典兵的格局也是针对世族而设计的。

在将世族架空之后，皇帝又通过重用出身寒族的小吏来制衡世族。比如，南齐的吕文显、茹法亮虽然出身低且是中书通舍人的低职位，但他们却因为皇帝的重用而势倾天下，垄断庙堂。

面对这种局面，出身琅琊王氏的太尉王俭非常无奈：“我虽然坐在高位，但权力还不如茹法亮呀。”

据史书记载，茹法亮出身小吏，还曾为面首、僧人，在南朝世族为主流的情况下，茹法亮能够走入权力核心，只能说是皇帝个人的需要。皇帝需要寒族来制衡世族，需要小吏来侵夺门阀的权力，从而达到皇帝的一言堂。

庶族由于出身低，没有家族力量做背书，则只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皇帝深度绑定，皇帝根本不怕庶族会坐大。

刘宋时，孝武帝用寒族出身的巢尚之，宋明帝重用胡母颢、阮佃夫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地方上，皇帝也是通过重用出身寒微的典签来牵制藩镇和刺史太守，真正实现地位高的人无权，有权的人地位又很低，谁都造不了皇帝的反。

那些年，南朝的官员如果不兼职一个地位低但却有实权的官职，那么他肯定不是皇帝的亲信。比如梁武帝的宠臣朱异，虽然他身上佩戴着鸿胪卿、太子右卫率、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等标签，但真正证明他是梁武帝心腹的还是“入兼中书通舍人”的头衔。

由此可见，南朝世族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皇帝得花费多少脑细胞对官制进行特殊设计，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不被世族侵蚀。

是的，南朝官僚系统的结构就是，上品为世族，下品为寒族，但掌握权力的却是寒族，世族只能享受社会地位和利益层面的资源。

这就和汉武帝当年架空外朝宰相的手段是一样一样的，为了打压军功派、架空外朝的官僚群体，汉武帝就将身边的秘书都发展到了决策层，使外朝丞相和三公九卿的系统成为了纯粹的执行机构。

只能说，朝代一直在更迭，官职结构也一直在更新，但皇帝集权的手段还是同样的配方。

对于巩固皇位，南朝皇帝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政出多门，将宰相的权力进行分散。

宋文帝刘义隆刚即位时，以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后来又以江湛、王僧绰俱为侍中，任以机密。再后来，又以殷景仁为侍中左卫将军，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左卫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俱居门下。此前为江州刺史的王弘也被加了侍中、司徒、录尚书事的头衔，成为权力的核心。

对于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王华也只能感慨一声：“宰相有这么多人，天下事还怎么干！”

宋文帝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在他的设想中，侍中、领军将军、卫将军这些人都是宰相。

当时，在刘宋干宰相的容易程度可以用刘湛的经历来说明。刘湛给母亲丁忧之后被征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他见了大家就说：“当个宰相有什么难度，就像我在南阳郡做个功曹一样容易。”

同时，宋文帝所说，“领军将军、卫将军也是宰相”，这也是南朝皇帝分散宰相权力的一种手段：用武官来侵夺文官系统的权力。比如，刘裕驾崩时安排的辅政大臣之一的谢晦就是领军将军，宋明帝刘彧给儿子刘昱安排的顾命大臣中的褚渊为护军将军、刘勔为领军将军。

也就是说，不管一个人的职位如何，只要被打上“辅政”、“受顾命”的标签，那么他就是真正的宰相。就是地方上的官员也可以通过此种头衔成为宰相，比如南齐时的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他与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袥、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等五人就被称为“六贵”，都是宰相。

后来，领军将军的权力转移到了制局监和外监，南齐东昏侯时的茹法珍、梅虫儿就是并为制局监，传递着皇帝的诏敕，和中书舍人一样，也是宰相。

这样看的话，只要是参与机密、录尚书、管朝政、或者单纯侍中、给事中、或者辅政顾命，都算是宰相班子的一员。

这也可以看作是隋唐之后群相制度的起源。

当时，还是雍州刺史的萧衍就曾说：“政出多门，乱其阶矣。”这就是南朝为什么容易乱的原因之一，大家都会为了争夺权力而互相兼并。

另外，三省六部制也是起源于南北朝，也是出于制衡宰相群体的需要。尚书省脱胎于此前的尚书台，长官是尚书令，副官是左右尚书仆射。如果朝廷里边没有设置宰相或者有佩戴“录尚书事”标签的人，那么，尚书令就是事实上的宰相。

但出于对尚书省坐大的防范心理，皇帝只将执行层面的事交给尚书省，决策层面皇帝还是与中书省进行商议。而中书省内部，皇帝也通过中书舍人来架空中书令的职权。这也是舍人被打上“宰相”标签的开端。

但皇帝还是不放心，于是就将原本只是皇帝侍从衙门的侍中扩大为门下省，又分割了中书省的权力。这也是门下省的长官侍中也是宰相群体的原因。

虽然此时的三省六部制还未成型，但尚书令、中书监、侍中共同参与朝政的格局已经给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说，南北朝通过试错的方式给隋唐的制度建设趟出了一条最合理最高效的路。这就是乱世的作用。

但究其根本，南朝官制的变动还是被阶层倒逼着进行更新的，皇帝为了制衡世族不得不进行一些创新设计。

隋文帝混一南北之后，又将南北的制度糅合在一起为隋唐的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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