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在听闻金军南下后，疯狂跑路，甚至上演“泥马渡江”的名场面。

高宗刚在杭州落脚，便发布“罪己诏”，公开求谏，大赦天下。

吕颐浩从扬州送来奏报，说金军已撤离扬州。吕颐浩遣将领陈彦渡江，收复扬州，目前扬州城内多处被金军烧毁，百姓亦死伤无数。

此时，仍在宰相位上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竟然还没把国家危亡当成最重要的事，一心只想阻止高宗赦免李纲。

不过，这两个人的好日子也已到头。

建炎三年（1129）二月，御史中丞张澄弹劾黄潜善和汪伯彦，称其导致天子蒙尘，天下怨怒，有大罪共计二十条。

高宗为安抚百姓，下诏贬黄潜善为江宁知府、汪伯彦为洪州知州。

右司谏袁植认为贬得太轻，上疏要求把二人斩首。

高宗提及“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认为罪过不可尽归大臣，拒绝袁植的请求，还把袁植贬官了。

相位空悬，高宗提拔朱胜非为右相兼中书侍郎，王渊升入枢密府为枢密院事。此时的高宗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他对王渊的提拔，引起了七品将领苗傅、刘正彦的不满，导致二人兵变。

苗傅、刘正彦是从康王时期就追随高宗的武将，祖上世代为将，忠心家国，之前负责担任护送太后、皇子南下杭州的任务，他们认为自己的功劳不输王渊，理应得到晋升。而王渊在高宗逃出扬州时，分明有失职行为，导致国库绢帛、皇帝的御用之物都落入金军之手。结果，高宗提拔将领时，偏偏只提拔王渊，而没给二人任何认可。

苗傅、刘正彦愤感天子用人不公，认为是因为王渊与高宗身边的宦官康履等人勾结所致。而康履此人仗着自己是高宗身边重用的宦官，就是在逃离扬州的路上，还专横跋扈。在路过吴江时，他竟然和其他宦官在江边比赛射鸭子为乐。

等到了杭州，康履又提出到钱塘江观潮，其所用的帐篷挡住了百姓行走的道 路。苗傅因此指责康履：“是你们这些宦官导致了天子颠沛流离至此！”

康履反唇相讥说：“朝廷养你们这些士兵，一个个都是吃白饭的，打仗又 不行，所以金人如此猖！”

苗傅一个武人，嘴皮子自然没有宦官康履厉害，因此越发恨康履。而同样心存不满的刘正彦和苗傅一起抱怨康履和王渊，二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起兵清君侧。

这两个人本属于王渊的下属，向王渊密报有人准备在天竺山一带起兵叛乱。王渊遂将自己的精兵派去天竺山埋伏，准备平乱，立一大功。随后，苗、刘二人带兵埋伏在王渊下朝的必经之路上。

三月五日，朝廷宣读晋升大将刘光世为检校太保的诏书，王渊听完之后下朝离开，遇见苗、刘二人带着士兵冲上来。

王渊奇怪：“你们怎么都穿着盔甲？”

没人回答，士兵们一拥而上将王渊从马上拖下来。

刘正彦道：“你勾结宦官谋反，吾等为民除害！”亲自将王渊斩首，随后将王渊的头挂起来示众，并带人包围了康履的住处，见到宦官便杀，处死了百余宦官，但没找到康履，于是带士兵们前往行宫。

原来，康履已获知消息，急忙入宫报告高宗有人作乱。

高宗不知道如何处理，此时，苗、刘二人带兵来到行宫北门外。

正好宰相朱胜非入宫禀事，尚在宫中。朱胜非当即登上城楼，喊话苗、刘二人：“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为何要杀朝廷命官?”

苗傅道：“苗傅不负国家，只是为天下除害。”同时，遣人布告杭州城内的百姓，都是奸臣误国，导致扬州之灾，今日他们为民除害，意图中兴，绝无二心。

朱胜非与对方交涉许久，苗傅等人始终坚持要见高宗。守宫门的中军统制吴湛与苗、刘是同党，这时打开城门，引二人手下进城，一起高喊“苗傅不负国家，只是为天下除害”。

杭州知州康允听闻有人作乱，领兵人宫护驾。此时他领着百官，请求高宗上城楼安定军心。

高宗随后亲自登上城楼，与苗、刘交涉。

当皇帝的华盖出现在城楼上，苗傅和刘正彦领着诸将士跪地叩首，高呼万岁。

高宗的心略略一定，这些人还认他这个皇帝，遂问二人此举的目的。

苗傅高声答道：“陛下听信宦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者不赏，内侍所主者却得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流放。王渊遇敌不战，但因为结交康履，还被任命为枢密。臣自陛下即位以来，立功不少，只封为遥郡团练使。如今，臣已将王渊斩首，但凡在行宫之外的宦官也都诛杀。恳请陛下下令一并斩杀康履、蓝珪、曾择，以谢三军。”

高宗说道：“康履等人有罪，我定将他们流放海南。诸将离去吧。”

苗傅等人不肯，说道：“天下生灵涂炭，都是宦官作祟，若不将他们正法，吾等不走。”又说道：“今日之事，都是臣一人主张，臣的部将们事先并不知道，也未参与预谋，他们无罪。”

高宗随后表示可以下旨封苗傅为承宣使、御营都统制，刘正彦为副，并且宣布不追究任何参与此事的将士。

苗傅道：“若我等要高官厚禄，只需要攀附康履就行了，何必兴师动众来这里？”

高宗一下噎住了，问计于身后百官。

军器监叶宗谔道：“陛下何必珍惜康履？眼下平息三军怒气才最重要 哇！”高宗无奈，他确实不想做下诏杀人的皇帝，但现实不允许他仁慈。而后，康履被捆着装入篮子，吊下城楼，随后被城下将士腰斩。

临死之前，康履大呼：“官家何故只杀我一人哪！”这句话喊得惹人深思，看来康履觉得不公平，像他这样该死的人还有许多。

但康履已是一颗被高宗放弃的棋子，不论如何呼喊都改变不了命运。他的首级后来被砍下来，和王渊的一起挂在城阙上示众。

高宗以为做到这一步，苗、刘理应满意离去。但他没有想到，苗傅又道：“陛下的皇位有些不妥，将来渊圣皇帝（即钦宗赵桓）回来，又要如何处理？”

高宗一直有一块心病，便是他的皇位是由金人扶植的张邦昌那边得来，而迎回二圣更是他最忌讳的话题，苗傅此时把这个话光明正大说出来，显然这个问题不光折磨着高宗，也同样徘徊在底层士兵们的心里。如果国家强势还好，可眼下金兵到了眼前，高宗毫无作为，更令他们生出了对天子身份的怀疑和怨怒。

高宗呆立良久，他已无法朗声和几个人对话，示意朱胜非再次下去跟苗、刘二人沟通。

朱胜非坐吊篮下城楼，询问苗、刘二人想要如何。

苗傅提出要隆祐太后垂帘听政，派遣特使与金人议和。

朱胜非再上城头，把话转达给高宗。已经到这份儿上了，高宗别无选择，即下诏书，恭请隆祐太后垂帘，权同听政。

百官听诏下拜。

唯独苗、刘二人依然不拜，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请高宗传位皇太 子。二人身边的幕僚还对高宗喊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陛下应以社稷百姓为重，效仿徽宗禅让。”

众皆惊愕失色。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道：“要不问一下三军的意见吧。”

杭州通判章谊斥责他：“这是什么话！难道要听从三军的意见办事？”

高宗示意章谊不用说了，章谊立刻屏息不语。

高宗嘉奖地看了章谊一眼，转身对宰相朱胜非道：“朕确实有做得不妥之处，理应避让，去请太后来主事。”

朱胜非道：“从古至今，都没有这样让位的道理呀！”

颜岐颤巍巍地说：“若太后下谕，也是有过的。”

高宗随后命人去请隆祐太后上城楼。

当时还未开春，城楼上没有避风之处，寒风阵阵。

隆祐太后登楼后，高宗立即起身将唯一的一把凳子让给太后坐下，他自己站在太后一侧。群臣再三请他入座，高宗道：“我已经没有资格坐了。”

隆祐太后环视四周，道：“让哀家出城安抚将士吧。”

“不可呀！”百官皆认为此举危险，担心城外的士兵挟持太后。

唯独朱胜非力排众议道：“叛军不敢，若他们有此举动，反而说明他们之前所言都是假的，我们可探明他们的真实想法。”

隆祐太后亦认为有道理，她经历过太多变故磨难，早把生死看淡，随后坐轿出城。

到城楼外，隆祐太后询问苗、刘二人：“尔等为何如此逼迫陛下？”

诸将士对隆祐太后跪下行礼，苗傅道：“国家有难，二圣未归，陛下被奸佞蒙蔽，无所作为。吾等建议陛下禅位给太子，太后垂帘听政。”

隆祐太后缓声道：“以前道君太上皇任用奸臣，随意更改祖宗法度，才造成了今日的局面。当今陛下神圣孝明，只是被奸臣汪伯彦、黄潜善所贻误，现在两人也都被放逐了。再者，强敌在外，国难当头，正应该上下一心，何必再生混乱，轻易更换君主呢？”

苗傅坚持道：“必须如此，不可改变。”

隆祐太后也坚守底线，说道：“可以依你们所请，但哀家要与陛下一起执 政。”

苗傅不依，他们都是武将，坚称若不立幼帝，他们就只能动粗了。

隆祐太后反问：“好，以哀家一个老妇和幼子执政，我们一老一少，如何与金国抗争？”又质问在旁的宰相朱胜非：“你们这些大臣怎么光站着，一言不发？”

朱胜非一头冷汗，正不知作何回答。这时从城楼上跑下人来，禀告隆祐太后：“皇上已同意让位，请太后下诏。”

隆祐太后坚决不允，甚至要挥袖离去。

朱胜非登楼，对高宗哭泣道：“事态发展到这样，是臣的失职，身为宰相，臣应当以死谢罪。”

高宗道：“形势发展到这个境况，爱卿又怎么预料得到呢？如今已经没了王渊，又要害爱卿，朕以后怎么办？”而后，挥退左右，轻声与朱胜非道：“只能先听他们的，再看以后如何挽救。若是失败了，再道生死也不迟。”

朱胜非闻言伏地，久久不起。

高宗轻叹，让朱胜非起来，下去告诉苗、刘等人，让他禅位可以，但得应允四个条件：

第一，禅位之后，他的待遇要如道君皇帝让位一样，供奉丰厚；

第二，禅位之后，国家大小事务要听太后及即位的幼君处置；

第三，禅位诏书下达之后，诸将和士兵立刻回到营区；

第四，必须约束军士，不可抢掠纵火、骚扰百姓。

苗傅和刘正彦同意了这些条件，并马上指挥士兵返回驻地。离去时，将士们都觉得为国家做成了大事，个个欢欣鼓舞。

当日，高宗禅位给三岁的儿子赵旉，史称宋简宗，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当日，高宗即从行宫搬出，移居显忠寺。显忠寺是一座简陋的庙宇，之后改名睿圣宫。

次日，太后垂帘听政，尊高宗为睿圣仁孝皇帝。五日后，宫中颁诏大赦天下，改年号明受。而苗傅被加封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被加封为武成军节度使。

蓝珪、曾择被贬去岭南，随后被苗、刘派人诛杀。

太后垂帘听政后，朝中主要的政事由宰相朱胜非处理。但苗、刘二人仍然担心高宗会暗中干预政务，秘密筹划挟太后、宋简宗离开杭州。

另一边，禅位和大赦的消息传到驻扎在外的重臣和大将处，平江留守、礼部侍郎张浚当即觉得此事有异，高宗才二十岁，正值盛年，为何要传位三岁稚子？他叮嘱左右压下消息，并派人秘密前往杭州打探真相。但派去的人尚未回来，平江府又收到了从杭州发出的檄文，其用词多有忤逆之意。张浚敏锐地预感到皇帝身边定然发生了大变故！

此时，同张浚一样预感到情况不对的还有江宁留守吕颐浩和驻守在吴江的武将张俊。

张俊收到杭州来的旨意，命他秘密带三百人前往杭州，余下兵将交由其他将领负责。张俊认为这个密旨出得太过奇怪，怀疑有人假传圣旨，于是跑到平江找张浚商议。

张浚此时已大致了解到苗、刘二人在杭州兵变，逼迫高宗禅让，并将高宗软禁的情况。危急关头，张浚非常清醒，当务之急是立刻起兵勤王，但是只凭平江府和吴江的兵马还远远不够。

正好江宁留守吕颐浩的信在这时送到平江府，吕颐浩也已决定起兵，来信要请张浚一起。张浚马上给吕颐浩回信，表示愿意一起勤王。同时，又给在镇江的大将刘光世去信，请他一同会师。

吕颐浩、刘光世马上回信表示支持。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来到了平江府地界，他就是“中兴四将”之一的韩世忠。韩世忠败于金军，退守盐城后，带着残余兵马南下前往杭州。张浚的人找到韩世忠时，他的队伍正行舟到常熟。从张浚的信中得知高宗落难，韩世忠大哭一场，当即发誓与苗、刘不共戴天，并希望能和张俊一起做勤王的先锋军。

张俊担心韩世忠兵寡，又问张浚借调了两千人给韩世忠。

如此，吕颐浩、张浚这两位忠心耿耿的文臣，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位武将都已集结在一起。

此次起兵勤王，吕颐浩已是年近六十的老臣，而另外三位都是手握重兵的武将，但都不约而同以张浚为首，听他调派，足见这个年仅三十三岁的文臣已经展现出卓越的才干和个人魅力。此次起兵，以韩世忠为前锋，张俊为两翼，张浚和吕颐浩为中军，刘光世大军殿后，往杭州进发。

为了给几方大军争取会师的时间，张浚摆出谈话的姿态，遣人去杭州向苗、刘叛军阐明大意，要求他们尽快归政于高宗。

苗、刘二人虽是武人，但能成功举事，也非毫无头脑之辈。在得知张浚几人起兵后，苗、刘二人决定分化他们，一方面声讨张浚叛乱，一方面则开始拉拢韩世忠。

刘正彦给张浚下达命令，要求他尽快到杭州。张浚明白此去凶险，托词说张俊忽然带兵到平江，军心不稳，他等情况缓解之后再去杭州。

刘正彦要比苗傅心思细腻，知晓张浚不会中计，于是下了杀心。

一日夜里，张浚家里来了刺客，来人掏出一张悬赏张浚首级的告示，道：“苗傅、刘正彦正悬赏您的首级。”

张浚问他：“那你要下手吗？”

来人道：“我乃河北人，书读得不多，但也知道几分道理，晓得要分辨忠奸，不会跟着逆贼做事。此次特意前来，是为提醒您小心，只恐还有其他杀 手。”

张浚感激不尽，问其姓名。

那人不答，一转身已消失在高墙后。

张浚之后将主要将领叫到面前，询问他们：“你们认为我们和苗、刘谁是忠义，谁是叛逆？”诸人都道：“我们是忠，苗、刘为逆。”

张浚掏出那张悬赏他人头的告示给几个人道：“你们觉得我此举大逆不道，就杀了我，拿我的人头去领赏。否则，就跟随我去杀逆贼，但凡有退缩，都军法处置。”

诸人无不应是。

在当时，张浚也不知道此去是赢是输，如若输了，将根本没有命离开杭州。他这番话，既是亮明自己起兵勤王的决心，也为鼓舞军心，一鼓作气。韩世忠这边，他的家眷都在杭州城内。张浚担心韩世忠会被苗、刘威逼利诱，叮嘱韩世忠的副将把从杭州方向送来的书信一律丢入水中。

后来，苗傅和刘正彦果然以宋简帝的名义，许以韩世忠加官晋爵，试图招安韩世忠。而韩世忠看到招安信上写了年号明受，怒道：“我只知建炎，不知明受。”并将来使斩杀。

当韩世忠行到距离杭州不远的秀州时，苗傅和刘正彦又考虑将韩世忠的夫人梁氏作为人质，逼韩世忠退兵。朱胜非闻讯，有意策应张浚等人，便对苗、刘二人道：“不如让梁氏迎接韩世忠，反而体现了你们的仁厚，也令所来将士安心，相信他们的家人无恙。”

苗、刘二人认为有道理，奏请太后。隆祐太后封梁氏为安国夫人，允许她带上儿子和太后懿旨，快马迎接韩世忠。至此，苗、刘二人失去了掣肘韩世忠的人质，也叫朱胜非看清这两个人孔武有余而谋略不足。

三月二十五日，张浚、吕颐浩等人公开讨伐苗、刘的檄文传到杭州，城内人心惶惶。苗傅和刘正彦也内心不安。朱胜非于是借机再次劝说二人还政给高宗。

苗傅最后顶不住压力，接受了提议，他带领百官前往睿圣宫，请高宗复 位。高宗表示知晓二人的忠心，做了一番勉励，并再次加封二人。

四月一日，隆祐太后下诏还政高宗，恢复建炎的年号，史称建炎复建。消息传到张浚等人这边时，他们已经全部抵达秀州，于是聚在一起商议接下去是继续前往杭州还是回头。

既然高宗已经复建，再前往杭州则可能被苗、傅二人抓住把柄，说几个人出师无名。但此时杭州的兵马还掌握在苗、刘二人手中，如若就此回头，这两个人又一次反悔并逼高宗禅让，然后再派兵追讨他们，怎么办？

最后，几个人一致认为，不论前路多么凶险，也要继续前往杭州清君侧，彻底解决苗、刘二人。

几路勤王人马继续开向杭州，并在郊外遇上苗、刘二人安排在此的叛军，双方展开大战。韩世忠异常勇猛，持枪上阵，并号召部下：“今日我等以死报国，等会儿谁没有箭伤，杀无赦！”

战斗一度陷入胶着，张俊、刘光世的部队随后赶到增援，胜利最终倒向韩世忠这一方。

叛军开始四散败退，消息传到苗傅、刘正彦耳中，二人自知大势已去，急忙找到高宗和隆祐太后，表示要离开杭州。但在离开之前，二人请求给予铁券，俗称免死金牌。

高宗看着他们按在佩刀上的手，点头说：“理应给。”

苗傅、刘正彦在拿到丹书铁券之后，带着两千人马迅速离开杭州城，前往福建，同时命令手下在杭州城内纵火，让人无暇追讨，但当夜天降大雨，火没能起。

韩世忠率先进入杭州，拜见高宗。

高宗见到韩世忠便号啕大哭，并低声告诉他：“守宫门的中军统制吴湛和苗、刘是一伙的！”

韩世忠随即找到吴湛，作势要和吴湛谈话，然后一把折断吴湛手指，将其逮捕，诏斩于市。

张浚、刘光世等人后来也赶到宫中，拜见高宗。

朱胜非见苗、刘之事已经平定，向高宗提出辞职。高宗甚为意外：“苗、刘之事，并非爱卿所致，何至于要如此？”

朱胜非称这件事在他任上发生，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坚持离开。

高宗叹息，又问他：“那谁可接任宰相之位？”

朱胜非推荐吕颐浩和张浚。

高宗道：“张浚还年轻，可以如此委以重任吗？”

朱胜非道：“张浚虽年轻，可这次勤王也是他主持的，可见其忠义和能力。”

高宗思索几日后，正式下诏罢去朱胜非右相职务，提拔吕颐浩接任右相，韩世忠为御营左军都统制，加封为检校少保兼武胜、昭胜军节度使，由高宗亲笔赏赐“忠勇”二字，并封韩世忠的夫人梁氏为护国夫人，享受朝廷俸禄，自此开创重臣、功臣的妻子领取俸禄的先例。而张浚原本要和吕颐浩一样位列宰相，却被他拒绝了。

实际上，高宗在张浚勤王入宫后，对张浚慰问再三，并引他觐见太后，还御赐所服玉带，并透露了要他为相的意思。张浚冷静而克制地以“资历浅，不敢当”为由婉拒。

张浚出生在天府之地，家族往上可以追溯到刘邦第一谋士“谋圣”张良。张家在汉州是地方世家，张浚的父亲张贤良在宋哲宗时期参加科举，因其观念与当时主政担任宰相的改革派代表章惇不一致，不得主政者重用，仅仅被分配回老家担任判官。张贤良一生仕途低迷，在张浚四岁时便过世了，但张浚继承了父亲忠直勇敢的性格。

二十一岁，张浚考取进士，从最底层的小官做起，按照正常的逻辑，他的晋升之路不会有大波折，但是，一场颠覆国家的靖康之变发生，所有的规则都被打破。高宗在南京应天府登基，张浚闻讯毫不犹豫策马前往投奔，就此拉开了他不一样的人生。

建炎初年，面对当朝宰相李纲，张浚敢于直言弹劾，而他这一生最为后世诟病的也正是弹劾李纲。

但我们必须看清，张浚自始至终都不是主和派的一员，他主张与金抗衡。张浚弹劾李纲，完全出于他的忠直和对朝纲法纪的维护。

高宗在罢免李纲后，曾评价李纲：“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无才，用之必亡国。”话里固然有为自己开脱罢免李纲之事的嫌疑，但这也可以让世人换一个角度去看李纲。在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上，李纲并没有错，但他坚持处死张邦昌、宋齐愈的态度，确实固执、不近人情，所以引起了张浚对“公正”二字的追问。

张浚虽然弹劾李纲，并最终导致李纲下位，但他一直非常尊重李纲，并多次在高宗面前夸奖李纲之忠。在张浚拜相后，他又推动高宗下决定重新起用李纲。

绍兴十年（1140）李纲过世，张浚作诗《李伯纪丞相挽诗二首》

其一：

苍苍安可料，旧德奄重泉。

痛为黎民惜，谁扶大厦颠。

英风摩日月，正气返山川。

丙午功勋在，丰碑万口传。

其二：

十相从明主，唯公望最隆。

召周虽异迹，李郭本心同。

未遇升天药，空余济世功。

薰风歌吹咽，泪尽古城东。

从诗可见，张浚赞李纲“丙午功勋在，丰碑万口传”，认可李纲“十相从明主，唯公望最隆”。还剖析自己和李纲之间，如当年召公和周公、李光弼和郭子仪一样，虽然执政上有分歧，但其心赤诚，皆为社稷。当初他弹劾李纲，完全不是私人恩怨，其初衷和心境坦坦荡荡，经得起世人的剖析评价。

再者，张浚的忠直敢言也不单单针对李纲，就在弹劾李纲没多久，他又因为韩世忠手下逼死谏官之事，上奏请求夺韩世忠观察使之职。当时，正是高宗需要依仗韩世忠等大将保家护国的时候，而张浚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殿中侍御史。结果，张浚不断上疏，逼得高宗无言以对，只得罢了韩世忠观察使的职务。

更甚者，在李纲下位、宗泽苦劝高宗北上无果，且黄潜善、汪伯彦当道，人人都知道附和议和的时候，张浚依然上疏要求加强北方防御。他固然不是唯一做这件事的臣子，但能触碰高宗心头敏感之处又得到了高宗赏识的，恐怕就真只有张浚一人了，张浚随后被提拔为礼部侍郎，足见其政治智慧。在他的身上，仿若有寇准当年年少出彩的影子，但又与寇准有所不同，不论如何，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了。

平定苗、刘叛乱，宋史将张浚定为头功，当时高宗是整个宋皇室嫡亲唯一留在宋朝境内的血脉，如果高宗遭遇不测，那么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将完全被改写。张浚主导的建炎复建，帮助的不仅仅是高宗一个人，不单单是南宋，更对整个民族有着深远影响。

因为张浚的推辞，高宗最后下诏任命张浚为枢密院事，很快，张浚又以他的足智多谋为高宗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

话题还需要回到苗傅、刘正彦身上，后来这两个人被韩世忠抓获，他们急忙拿出了铁券保命，才知道高宗在铁券上留了个手脚，写明“除大逆外，其余不问”，而他们犯的恰恰是大逆不道之罪，最后被押送到江宁府（当时已改名为建康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当街凌迟处死。

但有一个人站出来，给两个人求情，认为其罪不至死，他就是庆远军节度使、湖北制置使范琼。但范琼并不是真要帮苗傅和刘正彦，而是在试探朝廷的态度，因为范琼此人做的事也并不比苗傅、刘正彦好多少。

在靖康时期，金军攻入汴京，范琼受金人委派逼太上皇徽宗赵佶出城，将宋徽宗和皇族、后妃等三千多人，或者乘轿，或者乘牛车，或者徒步，陆续押送到金营。徽宗被胁迫出城后，汴京百姓号哭不止，范琼竟然立斩数人，并领兵向百姓宣读金国的文书，称赵氏已失国，令百姓不许阻拦皇族、后妃们出城。

金军掠走二帝，立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范琼又作为金人的走狗，率人杀害不愿事二君的官员和他们的家人。

高宗即位后，特意下诏表示不问责范琼，并加封范琼为定武军承宣使、御营使司同都统制。

结果，建炎初年，金兵南下，范琼竟然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令。从事后种种来看，这时候的范琼应该已知道朝廷对他不满。作为一个没有忠诚度可言的人来说，原本也不需要在乎朝廷的态度，他只是每次都等到胜负分出以后，投靠胜出的那一方罢了。

建炎三年（1129），苗傅、刘正彦兵变，监察御史陈戬赶到驻兵于南昌的范琼营中，请他回朝救驾。范琼不但不应，还令士兵围着陈戬，强迫陈观赏活剥人皮，以此来恫吓陈戬。

建炎复建后，范琼假意给苗傅、刘正彦求情，实际上希望高宗能够赦免他先前依附苗傅和刘正彦的罪名，并以自己在淮南、京东招揽了十九万盗贼 要挟高宗。

以范琼一直以来的行事可见，只要给予机会，他绝对能做出苗傅、刘正彦一样的兵变之事，但其出发点恐怕远不如苗、刘二人，而行事狠绝又远远在二人之上。让其发展下去，必然是南宋的一个大患。

见此，张浚反应果断，上奏范琼“大逆不道”的罪状，请求将范琼治罪。高宗原本忌惮范琼手握重兵，但见这位年轻的枢密院事如此自信，于是准奏。张浚忠直，但不鲁莽，他在抓捕范琼这件事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机。先以商议平乱为名，派人叫范琼与刘光世等人一起前来。等范琼踏入会场，提前埋伏在会场里的大将张俊便带兵出来一下把范琼制服。范琼随后入狱，子弟被流放岭南。

名臣张浚和武将张俊，都是南宋初期非常重要的人物，时常出现在这段历史的文献记录之中。两个人名字相近，非常容易混淆，因此每每读到这两个人名字时，都令人不得不停留下来仔细分辨一番，不失为读南宋历史的一个有趣之处。

苗、刘之乱平息，高宗对有功之人论功行赏，被提拔起来的张浚也不忘对高宗道：“若没有太后这位中流砥柱，局势不能稳定，也应当厚赏太后的家人才是。”提议封隆祐太后的侄子孟忠厚为宁远军节度使。

高宗准奏。

建炎三年（1129）七月，苗傅、刘正彦被处死，这场兵变按理已经完全结束，但其实这件事还留下了一个令人惋惜的尾声。

那位被迫接受高宗禅位的三岁孩童、宋简宗赵旉，在高宗复建后没多久便过世了。

高宗在当康王的时候，膝下有五个女儿，都在靖康之耻的时候被金人掠走，其中三个年幼的死在北上的路上，两个年长的女儿说是年长，其实也只有四岁，她们长大一些以后，被金人安排在洗衣处遭受凌辱。她们的父亲在南宋做皇帝，但她们在金国过的是奴隶的生活。

高宗登基后，潘贤妃为他诞下皇子赵旉，这是高宗第一个儿子，也是当时唯一的儿子，一直被悉心教养。复建后，高宗立赵旉为太子。但赵旉经历过苗、刘兵变之后，身体一直虚弱。有一日，宫女不慎打翻金炉，发烧中的赵旉因此受到惊吓病故。

高宗震怒，将打翻金炉的宫女、赵的乳母等一干人处死，追封赵为元懿太子。赵勇过世，高宗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但是在当时，高宗还只有二十多岁，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大臣都没有想到，赵勇会是高宗这一生唯一的儿子，而这无疑又给本就艰难的南宋出了一个大难题，留待以后详说。

高宗经历了苗、刘兵变退位，又有张浚等人勤王复建，人生大起大伏，但此时，第一次南宋与金战争还未结束。

建炎三年（1129）五月，高宗复位刚刚一个月，在确认金军离开扬州北上以后，他离开杭州，抵达金陵，随后将金陵改名建康。之所以这么勇敢北上，并不是高宗下定决心抗金，要做出天子守国门的态度来，而是他认为金国会和他和谈，因此特意到金陵去，免得金国派人来谈的时候，他不能第一时间召见。

那是什么原因让高宗有此自信，金国会来和谈呢？

因为高宗自认为把姿态放得很端正，他不是明着求饶暗地里想要雄起，他是真诚到每一根头发丝都想通了，他不会抗金，他要结束斗争，只要能维持现状，哪怕让他装孙子都可以。为此高宗不断往金国遣使送去国书，表示可以去掉自己的封号，使用金国给予的封号，宋朝成为金国的藩国。

高宗也知道金国几位大将的话对金太宗能有影响，派人带了他的亲笔信去拜见完颜宗翰。

从信可见，身为一国之君的高宗将对方高级将领尊为“大金国相元帅阁下”，把自己放在“宋康王”的位置，可见他这个南宋皇帝，没有得到金国应允，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

继而，高宗在信中哭惨，表示金国如此强大，继续攻打宋朝的话，他唯有死守和逃跑两条路，所以希望对方看他可怜的份儿上，放过他，别再追击了。为了表示诚意，高宗还愿意削去旧号，尊金国为天地之间最大的国家，而且认为做到这一步，金国的士兵们也没必要再长途跋涉了。

甚至为了能得完颜宗翰到金太宗那边美言一二，高宗不惜许予城池。他似乎忘记了，以完颜宗翰的能力，根本不愁拿不下南宋，到时候，金太宗一样会奖赏他不输高宗的城池，那高宗许诺的这份厚礼对完颜宗翰来说，又有什么吸引力呢？

再者，如若金国对南宋有吞并之念，之前又何必要扶植张邦昌这个伪政权？完颜宗翰出兵之时，金太宗就已明确，拿下南宋之后，另立异姓天子管理这片土地。可见，金太宗实际上不满意的是赵家，是宋朝，而不满意的理由也早在之前出兵拿下汴京，抓走徽、钦二帝时说得明明白白——金国认为赵宋说话不算数，多次出尔反尔，不可以信任。

高宗看不清真相，盲目自信，以为会得到金国的恩许。

但有人看明白了。

北宋有史学大家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南宋也有一位有史学之才的人李心传，他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书，公正地把高宗这份国书记录下来，并道应当让后人知晓真相。因此如今的后人才能看到高宗这篇用词优美、引经据典却怎么也掩盖不了“委曲求全”行为的大作，一个帝王的摇尾乞怜之相跃然纸上。

在建康，高宗一面苦等金国的回复，一面也在暗自担心，如果金国人一定要抓到他，那么下一步往哪里逃？

高宗个人看重杭州，认为有天险钱塘江守护，再加上前面还有长江，两道屏障，怎么都更安全。

韩世忠反对，认为宋朝已经一退再退，不可再主动放弃江淮的土地。吕颐浩则认为，金人的目的是抓住高宗，因此且退且战，到哪里都可以住，哪里也都可以打，不应该拘泥。作为宰相，他愿意留守江淮。

高宗自然舍不得吕颐浩，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他说：“江淮可交给杜 充。”

没错，这个杜充就是在宗泽死后接任东京留守的那个人。杜充不光毁了宗泽苦心经营的河东、河北防线，导致金国认为宋朝已不足为惧，再次出兵南下，爆发第一次南宋与金战争，他更是在金国出兵之后，为了保命逃出东京开封，投奔在扬州的高宗。

而高宗非但没有处罚杜充，还认为他“徇国忘家，得烈丈夫之勇；临机料敌，有古名将之风。比守两京，备经百战，夷夏闻名而褫气，兵民矢死而一心”。一个擅离职守、贪生怕死之辈，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

杜充深谙官场之道，假意推辞。

高宗随后任命他为右相，官职仅在左相之下，而且这个位置是越过了年轻有为又功绩不菲的张浚，破格提拔上来的。

随后杜充上任并兼江淮宣抚使，领行营之众十余万镇守建康，王民、颜孝恭、孟涓、刘经、鲁珏等统制官，殿前副都指挥使郭仲荀等人都归其调配指挥。甚至，骁勇善战，擅长用兵，还有平定苗、刘之乱功劳的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守镇江府，也被安排在杜充之下。

怎能不说高宗此举可笑至极？

建炎三年（1129）七月，盼不到金国议和的赵构决定回杭州，他将杭州升级为临安府，并粉饰说是感念末代吴越王钱俶归宋以及钱家对宋朝的贡献，所以以其故里“临安”为杭州府名。

在八月下旬诏令三省枢密院事滕康、刘珏以及建武军节度使杨维忠护送隆祐太后以及后宫妃嫔提前往江西转移。

闰八月，高宗启程，一路经镇江、常州、无锡、平江，于十月初八抵达杭州。

也就在这个十月，休整一段时间的金军再次对南宋发动进攻，负责带兵的是四太子完颜宗弼。这一次，金国下定决心拿下南宋，彻底解决问题。发誓不抓到高宗赵构不回金国的完颜宗弼在奏报中用了“搜山检海”一词，因此后世也将这阶段金军的行动称为搜山检海行动。

那段高宗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逃亡之路，自这个金秋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