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个官僚如果希望自己的仕途顺畅，者背后就必然有赏识者、提拔者，这是封建时代官场的潜规则。但是，权力所在，即漩涡所在。为官者因为卷入高层的权力斗争，乃至成为牺牲品者，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因此，如何处理自身与高层的关系，这里面大有智慧。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他不管是为学、为官还是为人都为后人所称道，尤其是为官方面，可谓老谋深算，城府极深，从不陷入高层的权力斗争之中。

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其仕途是很通顺的。他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检讨，1847年即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中遍兼兵、工、刑、礼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七级。如此速度，就连他自己也颇为得意，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当然，曾国藩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升迁，固然与他本身勤劳干练以及士林声望有关，但背后也是有人，他就是道光朝权臣穆彰阿。

穆彰阿是内阁大学士又是首席军机大臣，他极会玩弄权术，史书上说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

曾国藩与穆彰阿的光系，源于1838年戊戌科会试，这一科的主考正是穆彰阿，曾国藩考中进士，按照清代官场的规矩，他自然而然就成了穆彰阿的门生。此后1843年翰詹大考，穆彰阿又是总考官，而这次大考，也成了曾国藩的一级官场契机。

在此之前，曾国藩一直是翰林院检讨，多年来品级一直未动，而就是这次大考，在穆彰阿的提携下，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从一个从七品的翰林，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正应了“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句俗语。

不过，曾国藩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依靠穆彰阿却并不是真正的穆党成员。曾国藩素来标榜程朱理学，为道光朝的风气是深恶痛绝的，在很多问题上，他甚至与穆彰阿的政见相悖，比如他对鸦片战争中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处置，就有不同的看法，尽管这种处置是穆彰阿一手操纵。

因此，道光一朝，曾国藩与穆彰阿始终保持者若隐若现的距离，而这个适当的距离也让自己处于有利的局面。咸丰即位后，清算穆彰阿一党，但曾国藩并未因此而受到任何的牵连。

曾国藩与另一位权臣，即咸丰朝的肃顺同样也有类似的经历。肃顺很受咸丰帝的宠信，尤其到了咸丰朝后期，肃顺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与同是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结成一个政治集团，一方面排斥和打击异己，一方面又注重笼络汉人。

曾国藩正是肃顺极力拉拢的人，对于湘军集团这股政治势力，肃顺十分关注。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实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他经常表示对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好感，而在曾国藩得到两江总督的任命上，肃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曾国藩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因为肃顺的示好，而一下子投到肃顺的怀里。相反，对政局极为敏感的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与肃顺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间接联系。

因此，当辛酉政变后肃顺倒台，慈禧太后掌握政权彻查肃党时，发现朝野大臣多与肃顺往来，唯独曾国藩与肃顺没有片纸的联系，以至于慈禧太后连连发出感慨，称曾国藩为“第一正人”。

有意思的是，肃顺倒台后，掌握大权的慈禧对曾国藩更加信任，令他督办四省军务，自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各官皆受节制。由此，肃顺倒台后，曾国藩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其势力反而达到了高峰。

对于封建官场来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并不仅仅是一个潜规则，这里面蕴含着极深厚的功力，依人而起者，亦可依人而倒，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也是官场中的一个规律。曾国藩这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尽管有时看来不够厚道，但却是为官者的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