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时代的知识阶层创立的各种思想体系，以及他们的实际行动，都对秦始皇统一天下有着积极的背景意义和实际效用。

但是，大秦帝国建立后，却生发了“焚书坑儒”的悲剧，何也？古往今来，对此历史事件评说不一。下面，浅谈一点自己的认知。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为了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专门组织召开宫廷会议，让朝臣们讨论究竟该用什么制度来治理国家。有的说应该继续实行分封制，有的则认为应该推行新兴的郡县制。

其中，分封制的代表丞相王绾认为：“原先的燕国、齐国和楚国的许多地方离都城太远，如果不分封诸侯，恐怕很难管束那里的民众。要是分封皇子或功臣到那里去做诸侯，事情就好办多了。”

郡县制的代表廷尉李斯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西周初年，周天子大封诸侯，以辅助王室统治天下。可到后来，诸侯争霸称雄，动摇了周朝的根基。为此，应该止分封、行郡县。否则，大秦帝国恐怕会重蹈周王朝的覆辙。”

秦始皇听了大家的议论，经过深思后，表态肯定了李斯等人的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的意见。随之，大秦帝国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但是，许多读古书、寻古礼的博士，仍然不肯接受这一既成的事实。他们坚持认为“殷周之王千余岁”，是“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的结果，希望秦始皇师古以长久。

从这种情形来看，可以说，当时的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没有跟上时代政治的发展，暴露出了知识阶层的政治幼稚性。

时光荏苒，公元前213年的一天，博士淳于越和大臣周青臣，又因故在朝廷上争论起郡县制、分封制的优劣来。

这时，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对秦始皇说：“古今不同，制度建设自然不一样。如今政令统一，不管是老百姓还是读书人，都应该好好地践行现今的法律法规。

可是，有些读书人不仅觉得现在的制度没有古代的好，而且造谣惑众，利用古书上的记载来攻击先行的国家制度。

这种情况，如不及时禁止，对陛下的统治是不利的。为此，我认为，除了秦国史书以外的史书，乃至私人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统统清理、烧掉。”

李斯的一番话，使得秦始皇陡然间想起了韩非子的言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于是，秦始皇再次认同了李斯的建议。随之，“焚书令”颁行于世了。

“焚书”之举，遭到了读书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大肆议论、斥责秦始皇的“暴行”，导致秦始皇对他们非常不满。

当秦始皇发现为自己寻找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逃走后，秦始皇勃然大怒，忍无可忍，马上委派御史大夫去追查那些诽谤自己的读书人。结果，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被逮捕、“坑杀”了。

在一统天下、一个君主、一种思想“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取代了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时代，确立了唯一的社会政治权威的情况下，知识阶层再要各逞己见，游说天下，势必会动摇政权基础。

对此，最高统治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么，他们就挟帝王之威，向知识阶层痛下杀手。于是，“焚书坑儒”之类的事件就悲惨地发生了。

鉴于此，一些学者认为，作为从事观念工作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革命的前奏期作用甚大。这时，革命方向的主导权操纵在他们手中，他们用观念、思想鼓动人民推进革命。

但是，随着政治革命的深入，这些知识精英人物逐渐退居二线，一批政治行动家出现了在一线。前者往往因观念所限，固执己见，成为后者行动的障碍。

如此一来，行动者势必要收拾他们，尤其当他们企图干涉政治活动之际。

清人朱彝尊在他的《秦始皇论》中说：“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

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然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者焚之也。”

综上所述可知，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不能仅仅看作是统治者乱施淫威的表现。

主要参考文献：《资治通鉴秦纪》、《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