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于四世三公，而在于天下乱了，当代人又没有跟上趟！论家庭背景，杨修（对，就是演义里说“一人一口酥”的“大聪明”杨修），比袁绍有过之无不及。他的父亲杨彪：汉末名臣，官居太尉。爷爷杨赐：东汉名臣，位居司空。

一、杨氏的平和之路

祖父杨秉：东汉中期名臣，官至太尉。再往上扒，曾祖杨震也是太尉！妥妥的“四世四公”。《后汉书》：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代代为世之贵！何为德业相继？拿现在的话讲：具有良好的家风、政风传承。

光武中兴后，刘秀将原来一批打天下的权臣都“散官”回家——享受生活去了。而帝国的干部体系则另起炉灶，提拔了很多儒生来做官。这批“儒生”组成的干部队伍又统称为“清流”。从权力架构来说，清流的背景和权力不够深厚。

却从一开始就和外戚和宦官一道，共同支撑、维系着东汉帝国的运行。凭什么？最典型的例子：杨震担任太尉期间，宦官弄权，为了在天子面前表达“真理”，他竟然选择了“服毒自杀”。因此清流——就是这么一群能为理想而牺牲生命的主。

弘农杨氏自此也名动天下，成为了举国皆认的贤良。这样的家风，即使是到了汉末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汉灵帝时，这位有史闻名的昏君问杨家一位后辈杨奇，说：我比桓帝如何？杨奇道：“陛下与桓帝，就好比桓帝是尧，你是舜一般，毫不逊色啊！”

意思是：如果把汉桓帝比成尧，那你肯定就是舜了——暗讽他俩：昏庸程度不相上下。一根软钉子递过去，噎得皇帝也无可奈何。这亦是清流弯酸人的家传技艺。杨家“始太尉”杨震有“关西孔子”之誉。有人前来贿赂，附言之：“无人可知。”

杨震却道：“天、地、你、我皆知，这便有了四知，怎能叫无人可知呢？”自律至斯！杨氏一门堪为直臣、清廉、尚德。尽管处事不够圆滑，但这样的风格又往往能赢得最高层的信任。兼之名动天下，靠的就是德业为本。

事实上在任何集团内。大多数人按道德、法令行事，小心谨慎、以法自固，这叫自我工具化。哪怕能力差点，把自己打造成放心的工具人，基本算无背景人士的晋身之路。哪怕有时说话比较冲，只要工作没拉下，老板也会认为那是对事不对人。

现在那些所谓推崇揣摩心思的理论，或许在短期内会有所收益。但时间长了倘若有1次失误，遭遇到的绝对是来自老板的雷霆之怒。对于人情世故方面不够、又没有跟老板一起拼斗过来的大多数人来，东施效颦，多半是弄巧成拙。

诸如此类的代表在汉末还有一位叫于禁，虽然不算曹家亲将——非功臣、心腹集团。身为外姓，为人持重，也是早早地被封为“假节。”位列五子之首。倘若不是后来失了足，妥妥三公，尤其是在清平盛世。

二、袁氏的鸡蛋理论

《后汉书》：“袁氏（与杨氏）俱为东京名族。”袁家和杨家一样，要成为“清流”代表，一开始也还得以德立业。袁家起势于袁安，最有名的段子是：“袁安困雪”。说的是一年天降暴雪，把整个洛阳变成了“北境凛冬”。当救援队救出袁安时。

人都快僵了。有人问他：为何不扒雪呼救？袁安回道：我是读书人。怎能像普通人那样去麻烦别人呢？需解救的老百姓还有很多啊！后来出仕任县令，所辖之地民意甚高。期间还解决了一桩大冤案——楚王谋逆。起因是上一任官员夸大功绩。

牵扯不少无辜进来，多达数千人。袁安知道后，还没上任就去接了。审理期间，旁人皆劝他：此案事关谋逆是性质问题，没必要为了功名而去折腾。袁安却不为所动。说：“我按实际情况反映，有问题，我来担。”之后整理卷宗上百份，上报明帝。

靠着自己的精彩陈述争取了二审，使得400余户得以昭雪。到了和帝时期，外戚窦宪凭军功跋扈，强买皇家土地，连公主也不放在眼里。时任三公的袁安却不信这个邪，头铁弹劾，协助皇帝了结了这个权臣，其浩然正气堪称神鬼不欺。

只是“袁始祖”去世后，袁家子孙却没能继承好这份清直。家风、政风逐渐开始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产生了偏移。到了袁隗这一代（第四代）。老大袁成便与外戚梁冀“私通”。洛阳时有潜语：“事不谐，问文开（成字文开）。”

要知道，梁外戚可不是什么善茬，汉质帝就是被他毒死的。对比袁安不折权臣、永保王道的道德实现，袁氏子孙和这样的人打交道，还能算洁身自好、耻与为伍？后来梁冀被诛，受牵连者众多。可唯独袁氏被免了劫。为啥？因为袁家还抱了宦官的大腿。

其时的中常侍叫袁赦——袁家人，深得皇帝宠信。呵呵，不仅是同流合污，已经开始学会走“四面下注”，谋求可持续发展路线了。当然了，逐渐和对手搭上联系，为了生存也好，适应时局也罢，也不算错。

在汉末两次“党锢之祸”中，无数名士清流、世家大族被宦官坑害。唯袁家稳坐钓鱼台。袁绍还待风声之后，搭救和转移了不少名士。学会把鸡蛋放到几个篮子里，永远是企业级文化，广拉关系、多面讨好、八面玲珑的至圣至理了。

要知道，托宾可是诺贝尔经济学学者。与之相比，杨震的儿子杨秉，面对梁氏的拉拢，抱病不出，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杨秉的儿子杨赐，在黑暗的党争中，数次与宦党搏命，差点被害。应该说，按照正统的人品官德方面来讲，这才算有始有终吧。

三、不同风格带来的不同结果

扯了这么多，无非是想把两家的家风理清楚。而不同家风又会影响政风。这便是本文的主题：到了东汉末年，袁氏与杨氏的后人——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袁绍和杨修，为何会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同样是四世三公，到了东汉末年，袁绍这一辈在干啥？

《袁绍传》：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结交各类才俊，扩大影响去了。以至于当时什么阿猫阿狗都想和他扯上关系，去袁府送礼走关系的需要排队，弄得一时洛阳交通甚至出现了因袁府而堵塞的盛况。

颇有如今去三甲医院挂号和给孩子抢学区的感觉。到了后期实在忙不过来，袁绍也开始不断提高接见门槛，设定高级会员了，曰：非海内知名不得见。没点影响不见。惹得当时的宦官头子亦评价，袁绍这小子养了这么多人，他到底想干啥？

他确实是想干点啥。针对自身出身清流，存在的最大弱点——兵权。于是，大将军何进亦变成了本初的目标。亲自上门应聘，被其纳入幕府。之后，被任命为中军校尉，统领禁军。何进死前，又提拔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

完全从庙堂层面，颠覆了东汉初年考虑的政治格局——外戚掌兵权，宦官保皇权，清流负行政。可以说，到了袁绍（包括袁术）这一辈。就完全不把什么“四世三公”放在眼里了，直接用来充当政治资源。看《三国演义》，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

请外兵入境的是袁绍，起兵反董的也是袁绍、敢叫“吾剑未必不利”的是袁绍、围而不救献帝的还是袁绍。袁绍和宦官亲为何还要诛杀宦官？他的目的就仅仅是为了太监手中的那点权力吗？从后面的表现来看，他的胃口要大得多。而杨氏呢？

依然死抱着当年“自杀以明志”的起点和声望，格正自守、保持中正平和的名节高洁。董卓入京后，帝国面临崩解。这个时候，只有以杨彪为代表的弘农杨氏还在追随献帝左右，维持着最真挚也是最于事无补的忠诚。为啥说于事无补？

宦官乱政时，杨彪刺杀了当时的头子王甫，名动天下又如何？改变不了宦官集体的整体成色。献帝东迎时，杨彪为了保护汉帝，差点遇害又如何？曹操得手后，看你这个太尉不顺眼，立马就换了颍川荀氏来接班。倘若汉室旗帜能持续打下去。

杨家的生存方式倒不是不可以。但有一天皇权不再那么过硬。工具人也就永远不过一个工具人而已。但有一天连天子都扶持不住朝纲礼乐的时候，你手握再大的政治资源——“四世恩公”也好，不能兑现，也就只能坐等影响力消散、死节罢了。

四、小结一下

古往今来，“清流”一派之所以深受儒生、学者的同情，在于他们对道德实现的执着追求，其情其义令人钦佩。这些人在庙堂，是真的有可能不为名、不为利、甘愿为实现自身理想而思江湖之忧患。但现实毕竟是复杂的，就好比近代的某些理论家。

在没有和民众交融之前，不也是满头磕铁吗？当士族面对军阀、正义面对权谋，只讲书生意气、不谈工作方式，亦有可能走向“不干实事、空谈、清谈”的另一端。杨彪、杨修之流，明为继承，却在不经意间忘记了祖先卧雪不言救。

平冤敢担当的可贵实质。名为效忠死节，实则成为了难逃舒适区的工具人——寄生虫。袁绍在关东起兵，《资治通鉴》：（董）卓以绍之故，杀太傅袁隗等，及其族五十余人。袁绍不知道自己起事，自家全族尚在洛阳敌手之中吗？

对于阴谋家来说，礼义廉耻？只怕是翻脸连忠孝也不要了。扯下类似投机者的面纱，虽号称清流之后，却实为了保持体面而装点门面罢了。捎带着，这也算是给袁家秉承上百年企业级思想的最好回报吧。“不择手段、利欲熏心”自不可取。

“惟物雕虫、空谈感伤”亦难作为。而相较于前100年军阀乱世，后数百年南朝士族之无为。出身皆为寒族的魏、蜀、吴三家的开创者——曹、刘、孙，之所以能成开基立业，哪一个又不是集匡扶天下、而又实怜世人的真英雄。

他们既不是手握权柄的外戚军阀，亦不是“空谈误国”的名士清流。只是他们比这两类人更懂得，继承不需要去装点门面，口嗨也要落到实处。或许，这才是三国这段历史之所以令人感怀的真正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