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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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曾担任光绪两位皇帝老师的翁同龢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卖对联，他仔细看眼前的对联和书法皆自成一家。

一问才知，竟然都是这个孩子所写。翁同龢便对这个小男孩道：“日后必定大魁于天下。”

小男孩连连道谢，他并不知道眼对面的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状元帝师翁同龢。眼光锐利的翁同龢也没有想到这个小男孩长大后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

1904年7月4日，天刚蒙蒙亮，紫禁城的保和殿已经满满一屋子人了，273贡士在专人的带领下来到摆满小桌子的保和殿。

今天这些人要参加的将是决定他们一生命运的殿试，高中者均被赐予“状元及第”，并委以高官。

当时他们也不知道状元究竟会花落谁家？更不可能知道这次殿试将是大清帝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一次科举也就成为了“末代科举”，这一届状元便成了“末代状元”。

十分巧合的是，这届殿试的主考官正是翁同龢。经过几天的读卷和判定，翁同龢把10份最好的试卷依次排开，请慈禧太后钦点新科状元。7月8日，天还没亮，新考中的进士们便焦急地等在太和殿门前，竖起耳朵等候发榜。

“一甲第一名刘春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

1904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当时清政府特地增加了一次会试，还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称为“甲辰恩科”，也就是说这次考试最后谁拔得头筹皆凭慈禧太后喜欢。

关于刘春霖最终拔得头筹获得状元，一直有传闻说他并不是完全靠真才实学，那他到底靠什么取得的状元呢？

传闻中那一年的状元应该是一名来自广东的考生叫“朱汝珍”，但慈禧太后却对这位考生的名字很是忌讳。首先明朝皇帝也姓朱，这个“珍”字又让她想起了几年前投井的珍妃。

还有一个就是朱汝珍是广东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辛亥革命的孙中山这几个人都跟广东有关系。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看到了刘春霖的名字，心情顿时豁然开朗。久旱逢甘霖，那一年国内许多地方正值大旱，“春风化雨，普降甘霖。”是难得的好兆头。

就这样刘春霖似乎有幸运之神眷顾，成了清政府的末代状元。到底是幸运呢还是有自己的真才实学呢？

没过多久刘春霖的考试试卷被公开了，答卷内容非常契合当时清政府需要进行制度改革的需求。他在考卷中提到的中西合璧确实符合当时清政府的政策，他的书法也是一绝。

就在刘春霖打算在政坛好好施展抱负的时候，清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宣布”停止科举，推广学校”，而刘春霖也成了“第一人中最后人”

与其说他幸运，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他的仕途跟求学生涯也颇为坎坷。在中国2000多年的科举史中，我们不乏发现，状元们大都出现名门望族，甚至有父子状元，就比如北宋状元父子梁灏、梁固父子。而刘春霖却是出身寒微，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出人头地。

高中状元后的刘春霖被授予了翰林修撰之职，很快就被派往日本，为的就是响应当时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

清政府在家务中日战争中吃了败仗，也让中国彻底清醒，终于开始“睁眼看世界”，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用什么方法跻身世界强国？而刘春霖正是清政府这次派遣的留学生。

明治维新期的日本

这次留学，也让他的宪政理论有了更深的认识，思想也更进步。刘春霖就是希望通过“君主立宪”，用和平变革的方式，对国家进行改造，毕竟当时他可是受慈禧太后的钦点，理当站在慈禧这一派。

刘春霖学成归国后，担任了资政议员一职。正当刘春霖打算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打碎了他的美梦。大清国已经是风雨飘摇，政治动荡，日寇汉奸横行，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大清国都快亡了，就算是状元，也只能赋闲在家。

那么身为状元郎的刘春霖在民国遭受怎样的待遇呢？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刘春霖受邀，安排他担任总统内使，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其实就是把他让当作招揽读书人效命的“活招牌”。

袁世凯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他们威逼利诱，逼迫刘春霖出任教育署官员，刘春霖称病赋闲在家。

但是，九一八事变后，溥仪皇帝在日本人的拥立下在东北“复辟”，成立伪满洲国政府。

几年后，现为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王揖唐，也就是刘春霖留日同学又来劝说他给日本人做官。他以为以自己跟留春霖的交情必定是十拿九稳的事。这样王揖唐自己也可以在日本人面前落个好。

没想到，王揖唐身穿贵重衣服，还带着六根金条，乘着日本军车。在一群人的护卫下来到刘春霖家里说明来意时，刘春霖不顾身体的不适将茶水猛泼在地上，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并痛斥道：”软筋骨的东西，我绝不当日本人的走狗！”

王揖唐与日本人

王揖唐灰溜溜地离开，并把这事告诉他的日本主子。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来到刘春霖家里，把他的家里弄得一片狼藉，红木家具给搬走，书籍凌乱地散落了一地，珍藏的字画也被搜罗一空，将他们全家赶出家门。

但他依旧保持文人的风骨，但他仍态度坚决地说“宁做华丐，不当汉奸”。此后，晚年的刘春霖只能靠字画为生。

1942年，刘春霖状元在家中神色平和，逝世于北京，享年七十二岁。在众多挽联中，其中两块黑底金字的匾额写着“义士状元，中华脊梁”，足以见得他的高风亮节。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幸运与不幸交织的坎坷人生。在那个社会动荡的时代，他的行为无疑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脊梁。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我们才会迎来全新的时代，他的故事也留给我们后代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