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逊国后赋诗》朱允炆
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朱允炆在历史上算是一个悲情人物,他只在皇帝宝座上待了四年,就被叔叔朱棣给赶了下去。当然朱允炆的一些做法也有不妥之处,他力主削藩,却操之太急,反而逼得藩王造反,实在可悲可叹。当朱棣造反时,朱允炆手下其实还有着30万精兵,却始终没有调用,这是为什么呢?
建文帝朱允炆
朱元璋经过长年征战,终于扫除鞑虏,重新恢复了汉人王朝,建立了大明。朱元璋雄心勃勃,对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铁腕治理,明朝逐渐欣欣尚荣,为以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在朱元璋称帝后的第十年,朱允炆出生了。他本不是嫡长子,可是太子朱标的第一个儿子早逝,朱允炆就趁势上位,成为了皇位继承人。
洪武二十五年,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因病去世,朱元璋十分悲痛,他对这个长子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可惜造化弄人。朱允炆也为父亲的死很感伤,日渐憔悴消瘦,朱元璋在一旁很欣慰,坚定了内心的某个想法。不久后,传下诏令,将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
从此之后,朱元璋就有意培养他,让他观摩自己处理政事的做法,鼓励他发表自己的看法,对这个皇孙非常喜爱。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朱允炆继承皇位,改号建文。刚一上台,朱允炆就大力提拔文官亲信,最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古制,更改官名,地名,被儒家思想洗了脑,没有关注实际问题。
朱允炆性格忠厚,品行方面没有问题,但是他并不具备治国理政的才能,完全被周边的大臣齐泰,方孝孺等人影响,这个问题直到他决定削藩后来了一个大爆发。年轻的朱允炆并不具备远见的目光,他只看到了藩王实力强大,而且大部分都手握重兵,感觉自己皇帝的宝座受到了威胁。
但事实上,这些藩王因为驻守边疆的原因,必须要有足够的精锐来打击敌寇,而且那些藩王都是十分尊重朱元璋的决定,对朱允炆的些许不满也只是牢骚,并没有付诸实际。而朱允炆下手削藩的操作太过激烈,引起了藩王的极大不满。其实他如果不那么心急,做的隐蔽一些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之后的靖难之役了。
靖难之役爆发
最开始,朱允炆在身边近臣的建议下开始削藩,从实力较弱的藩王开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将多位藩王贬为庶人,夺取了他们的兵马权利,还把一些不听话的软禁起来,看起来局势一片大好。可是朱允炆削藩急切过了头,没有考虑叔叔们的性格做法,直接将一位亲王逼得自焚而死,这一下捅了大窟窿,天下人开始转变立场,同情起藩王的遭遇。
更重要的是,这些亲王的悲惨遭遇让剩余的藩王兔死狐悲,反而坚定了造反拼命的想法,于是他们暗中联络,默默积攒力量。朱棣为了不引起朱允炆的猜忌,开始装疯卖傻,可是朱允炆已经在暗中布置了监视的间谍,朱棣的行为被人举报了,朱允炆当即下令秘密抓捕朱棣。
可惜消息在半路被朱棣截知,得知消息的朱棣决定先下手为强,当天就诛杀监视自己的官员,打着“靖难”的旗帜,夜里就举兵攻下了北平,从此开始了数年与建文朝廷的对峙。然而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朱棣先发制人拿下了燕京附近地区,但是和建文朝廷强大的实力相比还是落了下风。战争初期,朱允炆掌握的军队一度向北推进。
可是建文帝的军队虽然庞大,但是内部指挥不灵,将士作战意志不强,被常年征战的朱棣逮住机会,狠狠地挫伤了他们的锐气。之后凭借出色的战场嗅觉和高明的指挥艺术,朱棣连战连捷,很快将战线反推,在这期间,不少建文朝廷的将领和士兵反戈投降,转过头来替燕王朱棣作战。
这时候的实力对比已经反转,朱棣在建文四年打到了南京城下,经由内应攻下了南京,把朱允炆赶下台。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在战斗中皇宫起了大火,众人把火扑灭后,宫殿里只留下几具烧焦的骸骨,无法辨认身份,建文帝朱允炆的去向就成了一个谜,当时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他在大火中被烧死,也有的认为他在战乱中出逃,在某个地方隐姓埋名。
朱允炆的下落并没有一个确切答案,但是整个靖难之役中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那就是当时朱允炆手中还有三十万大军,也就是云南的沐家军,那是朱元璋留给他的宝贵财富,就是定海神针,可是朱允炆却没有充分利用,自己丢掉了皇位。大家都对这件事提出自己的看法,都在猜测朱允炆为什么没有动用这只部队。
后来史学家分析,并不是沐家背叛了朱允炆,而是在战争初期,建文朝廷局面大好,没有想到动用沐家军,而之后局势又变化太快,朱允炆一时焦头烂额,当他想起远在云南的沐家军时,已经为时已晚。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即便远在云南的沐家军能够给与朱允炆支援,同样没有回天之力。因为大明开国已经四十余年,多年的和平环境已经让沐家军堕落了,当时有30万人的部队现在可能只有几万人,早就没有了当初的规模,要知道和平时期供养着大量的军事人员是非常消耗民力的。
更何况边疆战事惨烈,经过多年征战,死伤消耗也不在少数,沐家军已经大不如前,战斗力更是不足,因此才无法支援朱允炆,这大概就是天命吧。
参考文献:《明书》《明通鉴》《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