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行密创业开始，北来派系在吴国已经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徐温对他们亦加以重用，并且收获了一批谋臣。徐知浩继承了这一方针，继续重用北来人，包括徐温旧人也能利用。他们大多是徐知浩的重要幕僚，对徐知浩辅政、禅代进程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徐知浩的重要派系。其中以马仁裕、孙晨、徐价等为代表。

马仁裕，徐州彭城人，唐中兴名将马隧后裔，世代将门。马书载“初同周宗给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干，署为右职。”是徐知浩身边的牙吏，属于较为亲近的幕僚，同时与周宗关系密切。马仁裕最大的功绩，是向徐知浩通报朱瑾事件，使徐知浩进京平乱。

故徐知浩对马仁裕十分看重，不仅把女儿兴国公主嫁给她，结为姻亲，并将其安排在楚、润、庐州等重镇。他很可能是徐知浩安插于外的武力后盾，并且监视杨氏将领。不过常年在外，他没有机会参与劝进。马仁裕作为北来人，选择支持徐知浩，又有奠基大功，徐知浩对其投桃报李。马仁裕溢号为美溢“匡”，按溢法:“贞心大度曰匡”，既是对其任职期间宽简公正的肯定，也可以解释为对其“匡辅”徐知浩的肯定。

孙晟，初名凤，又名忌，密州高密人，早年在中原出仕，后因事，家族被诛，孙晟奔吴。他执掌徐知浩的文秘工作，备受重用，成为徐知浩班底中坚力量。尤其是参与禅代谋划，是与徐知浩关系亲近的体现。其后辅佐元宗，殉国于淮南之役，是南唐尽忠死节之臣。

除此以外，由于彼时北方政权更迭依旧频繁，避乱逃难而主动投奔吴国的北来人还有很多，他们大多在徐知浩身边获得了重用。如韩熙载，青州北海人，父光嗣，后唐平卢节度副使。后唐明宗即位讨乱，光嗣坐死，熙载来奔。徐知浩辅吴，补和、常、滁三州从事。张延翰，宋州唯阳人，避乱江淮，为盐城令，有政绩。徐知浩领江州，表为工部郎中、判江州。元宗辅政期间，“大臣中唯重延翰。”常梦锡，凤翔府(扶风)人，早年出仕李茂贞，后渡淮奔吴。史虚白，世家齐鲁，与韩熙载友善，后唐后晋之际共同奔吴。

向徐知浩建言北伐而未被采纳，署为郡从事。王彦铸，蔡州上蔡人，同光末后唐混乱，来奔吴国，徐知浩任用其为都押衙，累迁和州刺史，入为天威统军。徐知浩甚至亲赴其家拜见其父。高越，幽州人，早年出仕中原，后晋建立，高越南奔，卢文进，幽州范阳人，高越岳父。出仕李存助和契丹，又归李嗣源。

后晋建立，与高越一同南奔，徐知浩拜为天雄统军、宣润节度使。北来派系多在中原朝廷任职，既有利于徐知浩了解中原情况、制定相关政策，也有利于提升吴国的地位。尤其高越、卢文进二人的到来，令徐知浩极为重视，不惜派兵迎接他们入境，并委以重任。大概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北方大族，弃中原而投身徐知浩执政下的吴国，更有利于徐知浩建立新政权后的各种政治宣传。

相比主动投奔徐知浩的北人，另一些北人最初辅佐杨氏或徐温，但后来也大都转向了徐知浩。王仁遇，许州人，随杨行密争霸淮南，任吴国工部尚书。徐知浩出镇金陵，命为金陵营屯马步诸军判官兼就加使持节颖州诸军事、颖州刺史。不久得病，徐知浩特上表请许其就网求医。

吴大和七年(935 )六月去世于江都私第。徐温亲信中，徐价发现徐氏诸子已不能对抗徐知浩，于是立即转投徐知浩。徐知浩或是看重徐价北来士人的身份，也能加以重用，甚至禅代密计也得以参与。类似的，刁彦能原辅佐徐知训，因徐知训“飞扬跋启”而心向徐知浩。史称他曾三次救过徐知浩，最后也投身徐知浩幕下。

而徐温以为腹心的严可求和柴再用，似乎也有所动摇。柴再用可能已经得到了徐知浩的信赖，其子柴克宏出仕南唐。对严可求，徐知浩将女儿嫁给严可求子严续以拉拢，严续后出仕南唐。此外据贾潭墓志，知其原在徐温幕下掌书记、文秘事务，深得徐温信赖。但其后事迹模糊，在徐知浩禅代立国后得到拜官，去世后还得到了元宗罢朝的待遇，溢号“宣”。”

通过以上这些人大致可以看出，徐知浩对曾经徐温集团内的人员，尤其是北来派系，也能加以引用，以塑造一个不计前嫌、礼重士人的贤君形象，希望北来派系多加支持。而这些人一来明白徐知浩已然大权在握，禅代只是时间问题，投奔徐知浩还可以成为未来的“定策功臣”；二来因徐知浩也是北来人(徐州)，他们多少有地域情结，认同徐知浩的统治。

综上论述，徐知浩亲信中一部分重要的人员同样属于北来派系，反映了徐知浩致力于拉拢北来人，扩大统治基础。北来派系在杨行密争霸时代、徐温执政时代，乃至徐知浩辅政时代，都积极与吴政权合作，进一步说明，地方政治发展中，内外力量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吸纳外来人员也是吴国向王朝体制转变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和采用的方法。

徐知浩集团的中坚力量一一江南派系

徐知浩执政，深知吴国已经成为一个地跨淮南、江南地区的政权，不能像立国初期那样仅仅依靠淮西将领，也不能像徐温一样单独凭借北来人。还需要将广大江南人加入统治集团内部，获得他们的认可。而他们的支持对于徐知浩而言至关重要，足以制衡淮西派系和北来派系，达到政治平衡。同时还能留下优待士人的名声，一举多得。

不过吴国的江南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另外还有吴越、闽境内投奔吴的士人。在此需要各自分析相关地区的人员，才能全面了解江南派系对徐知浩的大体态度。宋齐丘、查文徽、游简言分别是这三个区域的代表人物。

宋齐丘，吉州庐陵(一说洪州豫章)人，在徐知浩任异州刺史期间便追随，是徐知浩府中的第一谋士和辅臣，地位如同曹操的荀或、刘裕的刘穆之等。徐知浩镇润州、安定朱瑾事件，进而巩固辅政权势、治国安民，都有宋齐丘谋划。但宋齐丘心机较重，野心过大，也使徐知浩有所忌惮。

他曾经顾虑自己名望不够，不能服众，便退居九华山，徐知浩命长子景通前去拜访，宋方才重新出山；徐知浩镇金陵、景通辅政扬州期间，宋齐丘大肆结党，不安心辅佐徐景通，反而几乎煽动了徐知浩门下的嗣子之争。劝进时宋齐丘亦没有积极参与，南唐建立，宋齐丘也没有得到较大的封赏，或许与他此前过火的结党行为和反对禅代有关，则可知徐知浩与他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亲近。

总而言之，宋齐丘是江西人的代表，其他江西人如沈彬(洪州高安人)、江梦孙(江州得阳人)、萧俨(吉州庐陵人)、周彬(吉州禾川人)、张诩(吉州禾川人)、李微古(袁州宜春人)、陈溶陈乔父子(吉州庐陵人)等，他们都加入了徐知浩的府第任职。因此，江西人对徐知浩大体上是支持的，这些人也是江南派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江西以外的，尚有长江以南诸州和越、闽来奔之人。查文徽，款州休宁人。在徐知浩辅政期间任掌书记、秘书郎，受禅后任监察御史，是徐知浩幕下的老人。类似的，方呐，款州(新安)人，同样出自宣款地区的还有汪台符，款州平民，虽未加入徐知浩幕府，徐知浩镇金陵，宣款以外，常润诸州，有姚嗣骄，常州晋陵人。

其父仕吴，姚嗣骄历任左右散骑常侍、工部尚书、右千牛卫中郎将等，在徐知浩执政期间，“军旅之任，辑睦有方。”禅代后受命左天威军第七指挥使兼东都左巡使、检校司空。由此可看出，姚嗣骄可能是徐知浩重要将领之一，负责对杨氏皇族的看管和监视。包愕，润州(丹阳)延陵人。徐知浩辅政，署为牙门右职，后辞归和州供养父亲，不过依旧支持徐知浩执政。

而吴境外投奔者，以游简言为代表。游简言，建州建安人，父游恭奔吴，任驾部员外郎、知制浩，出现在了吴王称帝后授官名单中，知其是吴国重臣。游简言起家秘书省正字，徐知浩镇金陵，齐国典册都出自其手笔。江文蔚，建州建安人。早年出仕中原，徐知浩辅政，南下入吴，任宣州观察巡官、秘书郎，迁水部员外郎，赐绊鱼袋。齐国初建，用为比部员外郎、知制浩。

值得一提的是，像游氏父子一样，父辈奔吴，子辈仕徐知浩和南唐的现象并不少见。徐延休，越州会稽人。早年依附洪州军阀钟传，钟传败后归吴，任义兴县令，迁光禄卿、江都少尹，家于广陵。其子徐钝、徐楷都出仕南唐；殷文圭，池州人。吴翰林学士，子殷崇义(即汤悦)出仕南唐为相。江南诸州和南方来奔人，或亲自或由父辈影响，都与徐知浩产生联系并加以辅佐。

另外，史籍中还有一些无明确籍贯的人。他们对徐知浩的辅政也具有较大影响，不可轻易忽略，故此处列出，并加以粗浅考证。同时也可以说明，地域因素在此时的淮南政治中，也并非最主要的因素。蒋延徽，杨行密女婿，因为这层关系，与临川王杨檬素相善。

故其坚定反对徐氏，徐知浩非常畏忌。在建州之役中吴击败闽，已近攻克建州，徐知浩恐怕蒋延徽得城后“奉檬以图兴复”，遣使召回，致使兵败。可见徐知浩对杨檬及杨氏势力的防范，已到如此地步。徐融，徐知浩幕府宾客。但“身处齐幕，而实乃心杨氏。”其后因表露不支持徐知浩禅代，被收投江中。据此可知，徐融是明确支持杨氏且反对徐知浩的。

韦建，年少就在杨行密军中，可能也是淮西人。结合韦建对睿帝杨溥的恭敬态度，他应是杨氏支持者。但是南唐禅代以后，其结局较好，还领上游武昌重镇，应是禅代时并未反对。高审思，年少亦是杨行密部将。其为人厚重寡言，徐知浩常命其统领亲兵，应是支持徐知浩的将领。王令谋，是徐知浩的宾客，曾为徐知浩谋划打击徐知询，成为徐知浩幕下与宋齐丘并列的谋士。虽然老病，依旧不忘徐知浩的禅代大业，表示:“齐王大事未毕，吾何敢自安?”吴天柞三年(937)劝徐知浩受禅，当年九月癸丑去世，十月徐知浩受禅，终究未能得见。

属于坚定支持徐知浩的。孙汉威，据胡耀飞《宋人陈舜俞所见吴·南唐史料考论》，孙汉威或为孙汉晖音转之误，而其所引《庐山记》，载孙汉晖为“富春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张居咏，异元元年(937)授中书侍郎，与张延翰、李建勋皆同平章事，后表请徐知浩复姓，升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去世后封清河郡开国公，谥号懿。知其当积极参与了徐知浩禅代前后的各种事务。

综上，江南派系对于徐知浩的作用非同一般，他们是徐知浩集团中另一支较强的力量，选择支持徐知浩，既反映了徐知浩独特的选材策略，也体现了他们对于吴政权的认同。本文所谓的江南范围，对于淮南而言先属于“外”，后属于“内”。对于吴国初始的淮南而言，江南是域外部分，但随着吴国的扩张，这部分江南纳入了统治范围，便成为了吴国腹地和淮南的战略纵深，这里的人是吴国统治者急需拉拢的对象。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逻辑。

总而言之，探究了在吴国日益从藩镇体制走向国家体制的阶段，徐知浩的自身班底构建。与徐温稍有不同的是，徐知浩执政时期，吴国的统治不仅仅依靠原先杨行密旧部的淮西武人和徐温亲信的北人，而更需要吸纳更多淮东、北方以及新征服的江南的士人。

这时期，吴国基本已经脱离了藩镇属性，各项制度已经趋于具备王朝特色，徐知浩需要解决的是地域势力的归属问题。其中，淮东从态度和作为上而言，都不如淮西派系那样坚决支持杨氏，而更倾向于支持徐知浩。北来派系虽然有不少杨行密旧将，但更多人由于与徐氏“父子”有相同经历，以及在吴政权内部需要争取地位，也就更倾向于徐温“父子”。徐知浩加以笼络，他们就愿意辅佐徐知浩。

最后，作为最晚纳入统治的江南地区，他们既不力挺杨氏，也对徐温无感，只对极力拉拢和提拔他们的徐知浩感恩戴德，大批投奔徐知浩。至此徐知浩建立了自己的坚实班底，对徐知浩的辅政和禅代，淮西派系不反对，淮东、北来和江南派系都支持，杨氏宗亲的势力微乎其微，难以对徐知浩造成巨大威胁。则徐知浩在国内可谓“人望已归”，禅代只是时间问题。而这种基于各方势力联合、博弈、妥协而完成的集团构建，无论在高骈时期，还是杨行密、徐温时代，都是没有做到的。这也是徐知浩能够更进一步，进行禅代，化家为国，化政权为王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