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5日下午5时，九省通衢的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刚刚从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参加完天皇寿宴，准备过江回武昌省府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武装警卫的护卫下，携其妻子杨汤氏缓步走向码头台阶。突然从人群中闪出两位青年，掏出勃朗宁手枪朝杨永泰连发数枪，杨永泰应声倒地。

红极一时的杨永泰被人暗杀，当场殒命汉口码头，立即引起舆论一片鼎沸，朝野上下一时动荡不安。不少头面人物一时间坐卧不宁，惊恐莫名。就连东京方面也大凑热闹，不断向蒋介石表达对此事的震怒与关注。蒋介石立即下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及军统局和湖北省政府立案侦查缉拿凶手。

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家庭条件殷实，从小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17岁考取秀才。21岁考入广州高等学堂，开始接受系统的西方近代教育。一年后，他又从广东转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学习法律。毕业后，他回到广州出任《广东报》记者、编辑。

杨永泰虽足智多谋，但缺乏政治眼光。他积极参加清末的立宪运动，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民国初年，杨永泰在孙中山跟西南军阀中摇摆不定，因此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和一些追随孙中山的国会议员的痛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杨永泰无法在广州立足，便北上投靠了北洋政府。在北方，杨永泰自觉无用武之地，便南下到上海赋闲。

1927年，北伐军攻入上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因在宁汉分裂中被桂系逼迫下野。杨永泰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上了一份万言书，陈述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和对现时政治的主张，表达了要跻身政坛的强烈愿望。李、白读完了这份万言书后，对杨永泰的才华十分敬佩，但又十分鄙视杨永泰的为人。他们认为：一个投靠过北洋军阀，投靠过孙中山，也投靠过西南军阀的政客，在政治上靠不住！

被桂系冷遇后，杨永泰转而将目标对准了蒋介石。他在上海南京东路东亚酒店包了一组三套头的房间，招待来自南京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国民政府王伯群每次到上海，杨永泰都亲自将他接到东亚酒店，酒肉女色，贡献殷勤。因此，杨永泰于1929年当上了交通部的顾问。接下来，他抓紧时间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生活习惯，将蒋介石追捧的王阳明和曾国藩细细研究。

1930年，杨永泰在张群和熊式辉的引荐下，得以“晋见”蒋介石。在见面之初，杨永泰就发表了一番让蒋介石大为震动的见解：

“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好在桂系的政敌俞作柏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旧部为辞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则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

寥寥数语道破困扰蒋介石多时的大问题，后来在对付这几个军阀的战争中，蒋介石基本上也正是照此策略。

一番交谈下来，蒋介石大喜过望，称杨永泰为当世的“卧龙先生”，当即委任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议，并让他随行到汉口“参赞戎机”。

由于杨永泰将蒋介石的政治心理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他每次向蒋介石条陈时事意见，出谋划策时，都非常讨蒋欢心，很快就由参议擢升为秘书长，随侍蒋介石左右，成为蒋介石的首席智囊。

1932年，蒋介石坐镇武汉，准备组织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尽管拥有重兵，但经过前三次的惨败后，心里也没有底。杨永泰抓住时机，向蒋介石上了一封“万言书”，提出将鄂豫皖湘赣五省试行保甲制度、保安制度、建立地方民团，并逐步推向全国。“万言书”的核心是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并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

很快，蒋介石就采用了杨永泰的主张，把南昌行辕简化为两个厅，就是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的军事厅和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杨永泰的“政治剿共论”，被蒋介石充分运用到第五次“围剿”上。

当蒋介石军队出现财政困难时，杨永泰又提出“禁烟督察”的筹财办法，垄断鸦片贸易。在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后，杨永泰设“重庆行营”的提议，一箭双雕解决了中央军入川“剿匪”及控制西南军阀的问题。

就在杨永泰深受器重并节节攀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南昌机场大火案。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的一起特大火灾，烧毁了南昌机场的几乎所有设备，油库、弹药库的爆炸震动了整个南昌城，在民间引起巨大恐慌。南昌机场是由3万民工历时9个月艰难建设起来的新机场，资金来源于“无数海外华侨的血汗、市民的积蓄、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早点钱”，没想到还没真正投入使用，就毁于一场大火。

这件事发生时，蒋介石正好在南昌，他认为是共产党潜伏在南昌的人员想要对他不利，于是派亲信杨永泰为其调查。但此事并非是共产党所为，而是一些腐败官员在办公楼销毁相关证据时失火。而让蒋介石失语的是，这个腐败官员涉及到自己的妻子宋美龄和内侄毛邦初。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任职的毛邦初，在一起军购案中收受了45万美元的巨额回扣，而宋美龄一直对此事知情。

要知道，很多年后蒋经国在上海搞所谓“打虎”时，因为涉及到宋美龄及孔祥熙家族，蒋介石立马放下在北平召开的军事会议，专门飞到上海，强令自己的儿子停止调查。可想而知，在所谓打击贪腐上，蒋介石向来就是做表面功夫而已。杨永泰因参与调查而掌握了宋美龄及其他老蒋亲戚的把柄，蒋介石也因此对他起疑并处处提防。

杨永泰早年就在国民党内四处树敌，之后受到蒋介石器重，权倾一时，又引起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CC系嫉恨。此外，杨永泰大权在握后，所用的全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政学系人物。陈立夫等人趁机向蒋介石建言，称杨永泰在党内搞派系。

1935年10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杨永泰颇想乘机爬上这一高位，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遭到以二陈为首的CC系的坚决反对。蒋介石也开始觉得杨永泰野心过大，同时也为了平衡各派利益，将他放到湖北当省主席。

即便如此，蒋介石对杨的忠诚和才能是十分欣赏的。他曾对人说：“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杨畅卿（永泰）这个人，办事有相当才具，其它方面就不要求全。”在对于蒋介石的政治思想揣测上，谁也比不上杨永泰。

CC系陈果夫、陈立夫跟宋子文、孔祥熙一样，在政治上都是亲英美派，尤其是在1935年5月日本胁迫蒋介石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对英美在华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后。但蒋介石虽然口头上喊“抗日”，但背地里却是个十足的“降日派”，从他采取杨永泰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就可见一斑。

而以杨永泰、张群、黄郛为首的“政学系”则是著名的亲日派，当时与汪精卫、何应钦、唐有壬一样，在社会上“享有”同样骂名。1934年二三月间，在南昌召开的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杨永泰就曾公然指出：“有人责问政府为什么对日本不抵抗？这问题很简单，抵抗要有力量。拿鸡蛋碰石头，不是抵抗是自杀。”

杨永泰这样公开的“不抵抗”言论，让他与CC系等亲美派水火不容，但也非常得蒋介石的欢心。蒋介石暗地里想要“降日”，但绝不会在表面上背上“卖国”的骂名，因此有些事情总是需要别人帮他去做。

这种让别人背锅，自己享美名的事，蒋介石也不是第一次干了，甚至连他的把兄弟黄郛都被他气得半死。济南惨案后，明明是蒋介石不愿与日本交战，然而在担任外交总长的黄郛跟日本人交涉停战后，却引导国人对黄郛外交交涉不力强烈不满，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

黄郛为此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

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

黄郛代蒋受过，吃足了窝囊气。他曾对张群吐露苦衷：“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多次发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之叹，最后不得不电呈国民政府引咎辞职。

相比之下，杨永泰比黄郛更要上道，他经常在公开场合透露“抗日必亡论”，暗地里阴谋为蒋介石布局“降日”的渠道。因此，陈果夫、陈立夫对杨永泰恨入骨髓，因此想要采取“清君侧”的办法，将杨永泰除掉。

杨永泰离开蒋介石身边，出任封疆大吏，遭到了CC系及湖北省实力派的迎头反对。CC派的走卒窜入省内一些学校，大肆宣传政学系是“亲日派”，挑动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们听到政学系的卖国消息，义愤填膺，到街上游行，高呼“打倒政学系”、“打倒杨永泰”、“反对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号。一时间，武汉反杨赴任之声颇高。

因此，杨永泰在遇刺身亡前，曾费力地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而在很多人看来，杨永泰遇刺案，也必然与CC系有关。

杨永泰被刺后，执行枪杀任务的陈夔超和龚柏舟分别朝不同方向逃遁，陈夔超逃跑过程中被抓，龚柏舟逃离武汉后，在南京被抓。陈夔超供述称幕后指使者是前两年刚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位上退下来的刘庐隐。

蒋介石收到军统审结刘庐隐是刺杀杨永泰的幕后主使人的报告后，皱着眉老半天没吭声。蒋介石明显知道，刘庐隐不可能因为杨永泰亲日，就雇人杀了他。但刘庐隐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亲信，1932年以来，两广军阀势力一直凭借胡汉民的威望，割据一方，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病逝，蒋介石欲趁机解决两广问题，遂委派王宠惠借赴粤为胡吊丧之机，要求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政两权交还中央。陈济棠不肯接受，决定先发制人，便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举兵反蒋。

如果将刘庐隐这个胡汉民的亲信除掉，对于两广军阀来说，无疑是一个震慑。利用刺杀案除掉异己，对于蒋介石来说也不陌生。早在1925年廖仲恺遇刺时，蒋介石就曾利用追查凶手的机会，一举打击了汪精卫跟胡汉民两位当权派，还将粤军大佬许崇智赶出军队。

很快，刘庐隐被武汉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刺客陈夔超被枪决。这件枪杀案便在国人的种种猜疑中落下了帷幕。

解放后，许多所谓知情人士发表回忆文章，对杨永泰刺杀案主谋作出种种猜测。因杨永泰树敌众多，有说是CC分子主谋的，有说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是元凶的，有说是国民党蓝衣社组织的，也有人认为是汪精卫指使的，甚至认为是共产党策划的。

20世纪70年代，曾经是军统别动总队一员，后因提出“若能攘外，内则自安”的主张，被军统别动队队长康泽下令密捕、潜逃至上海又组成“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的爱国民主人士陈有光从香港回到贵州兴仁老家定居。弥留之际，陈有光称当年刺杀杨永泰的正是他们“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