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所谓的“贞节烈女”，历代史书更是对这些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浓墨重彩、大肆标榜，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天津“双烈女”为抗婚服毒自杀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时至今日，在天津河北区中山公园内，还矗立着一块石碑，名为“南皮张氏双烈女碑”，记录着两位张姓烈女的事迹。值得一提的是，撰写碑文的人大有来头，他就是曾当选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两位民间女子自杀，何以劳烦大总统来撰写碑文呢？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张氏双烈女肯定干出过一番令世人为之瞩目的事。

“双烈女”是一对同胞姐妹，分别叫做张丽姑、张春姑。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偏坡营村，后移居天津武清双庙村。她俩的爹名叫张绍庭，在天津城做过一段时间小生意，没想到血本无归。无奈之下，张绍庭只好到车行租了一辆人力车，拉客为生。他的妻子金氏则靠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家用。

突然有一天，祸从天降，张绍庭租的车竟被人偷走，车行老板不断派人去他家里索要赔款。张氏夫妇本是老实巴交的人，根本拿不出钱来赔偿，每天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有个叫王宝山的相识，听说张家这件事之后，便跑来劝慰他们说，哭有什么用，你既然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不如嫁掉一个，拿到男方的聘金就可以还债了啊。

张氏夫妇也觉得有道理，王宝山趁热打铁，给一户姓戴的人家保媒，以双方年龄相当为由，让张氏夫妇把二女儿丽姑许给富翁戴富有的大儿子为妻，并于1910年立下了婚约。

可是张氏夫妇做梦也没想到，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圈套，戴富有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靠不择手段把良家女子卖去妓院为生的人贩子，给张家说媒的王宝山就是戴富有的帮凶之一。

1913年4月，张绍庭因病去世，其妻金氏独自拉扯儿女们，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这时候戴富有让他老婆马氏假惺惺地邀请金氏一家住到戴家去。金氏误以为戴家是一片好心，便答应了。

可是金氏带着儿女们住进戴家后，慢慢发现戴家原来干的是这种龌龊营生，后悔不已。可是马氏不但反复劝说金氏再找人嫁了，而且想尽办法诱使丽姑、春姑去学唱歌唱戏，目的无非是想把姐妹俩弄到妓院去。

1914年4月，金氏终于醒悟过来，自己先搬了出去，在天津千福寺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打算再把两个女儿也弄出来。可是春姑已与戴家长子立有婚约，虽未过门，也算是戴家儿媳，金氏只能想办法让大女儿丽姑跟自己走。

然而，胡作非为惯了的戴家岂能让到了嘴边的羊肉白白飞走？张丽姑被戴富有锁在家中，根本无法走脱。金氏屡次上门讨要二女儿，都被马氏扇上一串耳光，还命人对她连骂带打。

不过，这一次戴家的动静实在闹腾得有点大，惊动了街坊邻居，他们当中有人早就对戴家的所作所为看不顺眼，于是报了警。警察局来了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也无法偏袒戴家，金氏这才得以把丽姑带走了。

可是这事还没完，戴富有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呢，他以金氏毁婚为由，一纸诉状将告到了地方审判厅。金氏到了公堂之上，才明白戴家的无耻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戴家竟向审判厅谎称金氏的两个女儿都已经许配给戴家的两个儿子：大女儿丽姑配戴家大儿子，二女儿春姑配戴家二儿子。

审判厅提出要看白纸黑字的凭据，戴家还真拿得出来，不过是伪造的，而且有王宝山作证人，显然他们早就策划好了这个阴谋。

可是那年头的刑侦技术还比较落后，根本无法辨别婚约的真伪。法官依据“婚有约，媒有证”的“事实”，听信了戴家的供词，判决张丽姑、张春姑必须分别嫁给戴富有的两个儿子，金氏不得毁约。

金氏自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当庭指控戴家多年来蓄良为娼的恶行，可是审判厅却以“一码归一码，不能将两件事混为一谈”为由，驳回了金氏的控诉。如此一来，戴富有一家更加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1916年4月，戴富有又派王宝山去找金氏，要求订下婚期，择日迎娶丽姑、春姑，并放出狠话来，如果金氏母女不从，戴家决不会善罢干休。

金氏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她哭着对两个女儿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戴家再要步步紧逼的话，我只有跟他们拼命了！”

丽姑、春姑与母亲抱头痛哭，还劝说母亲：“爹死得早，弟弟们年纪还小，如果娘有了不幸，谁来抚养年幼的弟弟们呢？娘您千万不要太着急，我们姐妹俩已经有了主意，会解决这件事的。”金氏当时以为女儿只是宽自己的心，并没有多问，她根本想不到随之而来是一场悲剧。

4月17日深夜，丽姑、春姑见母亲已经入睡，悄悄爬起来，把早就准备好的一些火柴磷拿出来，就着一碗煤油喝了下去。（有关史志是这么记载的，但吞服火柴磷加煤油是否能毒死人，无从验证）

几小时后，也就是18日凌晨，丽姑所服的“毒药”首先发作，疼得她满地打滚。金氏惊醒后急忙请邻居来帮忙，但还没等到邻居们施救，丽姑就已经死了。

这时众人已经知道春姑也服了同样的毒，赶紧弄来一些土方作解药，劝说春姑服下。可是春姑坚决不从，奄奄一息的她告诉母亲和邻居们：“我们姐妹俩遇到的这一劫是没办法化解的，任何人都帮不上忙。我和姐姐早已下定必死的决心，现在姐姐走了，我怎么忍心独自活下来呢？”在一番令人揪心的挣扎之后，春姑也含恨而死。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这两姐妹均是未成年少女，丽姑才16岁，春姑才13岁。这一悲剧性的事情传出去以后，在整个天津都引起轰动，舆论为之哗然，人们无不叹惜，称这两姐妹为“张氏双烈女”。

前清遗臣、后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感叹之余，亲自为张丽姑、张春姑撰写碑文，并把此事编入他所撰写的《大清畿辅先哲传·列女传》中，以期传后世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