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敌对双方资金比拼。那么在鸦片战争（本文专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战争投入分别是多少，大清是不是在军费上遭到日不落帝国这个头号列强的碾压呢？

英军的军费支出比较清晰，1843年5月16日英政府为核销相关支出向议会下院递交了东印度公司和本土远征军的详费清单，总计421.5413万英镑。按照当时汇率，折合库平银1263万两。

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

《中英南京条约》

不过一年前签订南京条约时，英方索要的军费赔款却是银元1200万。按照当时“每元易银七钱一分”，折库平银852万两。前后的差异主要在于军队的常规开销（军饷、装备更新维护等），是否被统计入战争支出。

清廷并未像英国那样去汇总战争的明细支出，所以总额也一直没有定论。战争的亲历者江南道御史陈庆镛在1843年奏称“此次各海疆动拨银两报部者，已不下二千万两”，周育民、茅海建等现代清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分别是两千万两和三千万两左右。

不论取信哪个都远超万里远征的英军，为何本土作战并握有地利人和的大清反而花销更大呢？

首要的原因是古代军队的一大特色 – 打仗得先大把出钱。

自宋以后，朝廷军费投入普遍偏低。即便不考虑贪腐、克扣，普通士兵粮饷也就够一家糊口，各部队的兵器、军械、装具、粮草储备等也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除了降低支出的考量，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主动限制军队战斗力，以降低其对朝廷和皇权的威胁。

注：清军绿营普通兵丁每月饷银1~1.5两、米4斗。八旗普通兵丁俸禄大概是绿营的2~3倍。

但是这样的军队逢大战就会暴露两大问题，士兵不愿意卖命，军队缺乏开拔远征的物资和资金。

为了激励士兵以及安抚他们的情绪，朝廷不仅在战争期间得保障军饷和食物供应以及论功行赏，更重要的是在开战前朝廷就得先行发放赏银。如果不给钱就强逼士卒上战场，轻则战斗力拉垮，重则哗变闹饷甚至叛乱。这类“开战激励”具体到清朝，主要为俸赏银和行装银。

如这次战争中，贵州向广州派出的援军规模不大2500人，但俸赏银一项就需20137两；山西派出的五百援军，行装银就发出去4518两。而整个鸦片战争，清廷动员的军队总计约二十五万。

注：依据《钦定户部军需则例》，清军军官的俸赏银为自身两年的俸禄，行装银依品阶30~500两；普通士兵俸赏银为白银6~15两，行装银为6~10两。

因各部队日常战备水平低，后勤运输装具的保有数量、维护水平也低。为了让他们能千里远征，清廷沿用了明朝的方法，由沿途地方府衙出资协助各部队调动（还包括过境、驻扎期间的伙食）。

这种临时拼凑的解决方案效率自然不会高，不仅降低的部队的移动速度，也相应提升了部队的调动开销。如战争期间，清军的调防速度平均下来每日不到三十里（也有交通能力低的原因）。

广西巡抚孔继尹战后列出的清单显示，仅为过境的500名云南援军和2500名贵州援军，广西就分别承担了3735.66两和18271.14两的运夫、粮草、车船等费用。安徽巡抚王植为过境的5.18万兵丁（累计）奏报的对应开销，更是高达白银24万两。

此次战争中英军采取并不深入内陆只是沿海岸长距离跨越突袭的战术，不仅加大了清军的调防压力，也进一步增大了清军的调动开销。

个别列举可能感觉不出这两项花销的规模，下面换一组数据来看看。

战后江苏向朝廷上报的军费清单中，用各地府衙经费共130.2万两，其中官军用度（不含军械、装具等）为100.6万两；动用捐输银103.2万两，其中官兵用度花去50.9万两 …… 可见仅召集和调动军队就花去了六成军费。

所以当时许多官员觉得调正规军不如地就招募乡勇，并不是觉得八旗、绿营已不堪使用，而是出于节约军费的考虑。朝廷之所以不同意，一是防止地方坐大，二是落后的军事管理制度让这一块黑幕重重极易成为贪腐重灾区。

除了官兵用度，各省还要集体补“军事旧账”。

长期承平之下，管理的松懈和朝廷刻意的压制。不仅让大清的海防荒废，各地的防御设施、军械维护等也同样荒废。战端一起，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吴淞、大沽、北塘等沿海要地，为备御英军就不得不群起“大兴土木”。

广州重建西固炮台和西平炮台就分别用工料(不含火炮) 3.6万两、1.2万两，大沽和北塘两地炮台费工料17.94万两 …… 不少内地督抚也纷纷奏请增修军事防御项目，不然英军真打过来，倒霉背锅的不还是他们么？

炮台都荒得需要重建，库存的火炮也大抵不堪使用了。

靖逆将军奕山报称“广东自军兴以来，至今已陆续铸造铜铁大小炮一千余门”。福建将军保昌用银2万两，铸八千斤、六千斤火炮各十六门，部署于福州。浙江在战争期间大小炮共铸1200余门，江苏四千斤以上大炮共铸六十二门，山东千斤以上炮共铸七十二门 ……

内地各省的情况也没好到那里去。

江西巡抚钱宝琛奏称库存火炮“俱系康熙十五年以前制造，历年久远，施放难资得力”。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旧存火炮已“断折锈损、不堪适用”。闽浙总督颜伯焘奏请朝廷同意其“铸造八千斤、六千斤火炮各十八门”为炮台所用。

可以说在战争的压力下，大清进入了有史以来的铸炮高峰。火炮之外，各省抬枪、鸟枪、火药、铅弹的需求更是暴涨。

这些军需自然会进一步推高这次战争的军费投入，各省在军械、防御工事方面的花销大致占战争总开销的2~3成。

而不幸的是由于组织、生产、技术等能力的限制，清廷在仓促间大规模制造的火器，不仅无法比拟英军的装备，自身质量也普遍低劣。负责浙江前线战事的扬威将军奕经，为此多次奏请朝廷整治。

由上可以看出，清军这次大规模出战，直接用于战事的经费并不多。除了少了训练相关的费用和时间，无疑于是在重新组建一支军队。考虑到军队内累积下的各种苛弊，甚至还不如就地编募新军。

这其实也是古代逢战，一些将帅更愿意就地编练新军的原因。

诚然这些是古代军事体制固有的弊病，但是清军这次遇到的是超出他们一个时代的英军。所以更高昂军费投入，自然也换不来战斗力对比的提升，更别说胜利了。

除此之外，清廷还面临更严重的问题 -- 朝廷拿不出钱。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道光十九年（1839年），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潘世恩受命统计已非常严重的财政支付、积欠问题，其调查后的奏报为：

臣等公同商酌，拣派司员，饬令调齐案册 … 按款详查，加以臣等悉心复核，共一千一百五十三案，计银数一万万零八百一十七万二千两。

虽然这个恐怖数字是各种应收未收、应付未付、收支不平未核销等等款项汇总，但这么多拖欠也暗示了一个事实，清廷财政已入不敷出并无力支付临时性开销了。另一个证据是朝廷库存白银已从巅峰的七千余万两，降至一千余万两。

为应对战争开销清廷采用了三个办法，摊廉、地方截留、捐输。

“摊廉”是指各省截留常规支出“养廉银”，战后再根据具体的截留情况按年分比例给予归还和补偿。这是战争初发时，沿海各省督抚不约而同采纳的方法。

如1840年7月英军攻占定海后，未待朝廷命令，浙江“提解藩库银十万五千两”、江苏“提藩运库银四万两”、福建“自藩库借银十万两”… 这些都是在摊廉。

虽然这种方法能快速筹措军费，但是不能持久，毕竟官员们还要靠它维持生活、花销。随着战争的持续，它也影响着官员们对战争的看法，其表现就是朝廷自下而上主和的声音越来越大。

“地方截留”其实和“摊廉”类似，地方将原本需上缴朝廷的税款直接转为军费。这个方法能弄出多少钱，主要就看各省府库里存留了多少。而且这个方法更加不能持久，因为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

收不到各地上缴的朝廷更难以应对各项支出（主要是赈灾），也为后续的很多祸端埋下了伏笔，如太平天国运动。

“捐输”本意是劝导社会有财之士慷慨解囊以缓朝廷之急，朝廷以功名和虚职给予回报。但实际执行往往成了府衙以强权逼迫富户缴财，这次鸦片战争也不例外。

1841年11月朝廷正式颁布《海疆捐输章程》后，为快速获取资金，清廷又祭出老手段自上而下强压逼捐。

道光帝从道德的高度敕令各省督抚、将军，“督抚等受恩深重，当此制用孔亟之时，谅能仰体朕心，分别缓解，通盘筹度”。各地督抚们只能将压力分摊给自己下辖的府县长官，这些父母官自然又会向地方富户去分摊压力 …

就这样自愿的捐输就变成了必须，不然就是和朝廷、皇帝对着干了。但这样也搞得底层官员和地方士绅怨声四起，为减低自身的压力和损失，他们自然也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和平民百姓不同的是，他们的声音和意见是可以向上传递和反馈的，而且朝廷也无法无视。

所以清廷对于鸦片战争的态度和当下很多朋友的认知并不一样，清廷并未认为自己败于英夷，更多是觉得被财政困境束缚了手脚，为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向番夷展示怀柔。

这也是为什么十四年后，清廷明知国力、府库没有增长，自身内部还多了内乱（太平天国）的情况下仍和英法开战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