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桓公十六年，《春秋》记载“冬，城向”的这条记录引起了我的好奇。比如，向在哪里？向是一个国家吗？如果是国家，难道被鲁桓公消灭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筑城于向地？筑城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筑城？会不会与当地国家发生冲突？等等。

向邑故城

向作为地名，在以往《左传》中已有两处记载，其一是鲁隐公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说明莒国国君娶了向国的公主，但是公主“不安”于莒，至于为什么不安，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生活水平、生活习惯的问题，也许是莒国国君的问题，不管什么问题，向国公主就跑回了向国老家，但莒国国君不干，这年夏天带领人马从向国又带回了向姜。这个向地，应该是处于山东半岛上的向国，或者向邑，在今天日照市莒县西南。其二是，鲁隐公十一年，周桓王占据郑国的四个城邑后，用黄河以北已经不属于周桓王管理的十二个城邑加以置换，其中就有向。这个向地，在今天的河南省济源市。所以这两个向地还真八杆子打不着。

向，也许不能算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国家。如果鲁桓公这次筑城于向就是在同一个地方，说明这个地方没有“国”，而国从严格意义上看，首先就应该有城有郭有郊。如果向人有国，鲁桓公何不因其所有。重新筑城，定能在本地自给自足，依城而守，才有意义。其次，作为一个国家，从春秋时期鲁国来看，至少也是周天子有过分封的地方势力。所以，大致可以判断，这个向地，更像一个酋长领导下的自然村落。从向姜的称谓也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姓姜。

但是，向这个地方离莒国已经非常近了，也就几十公里，常规来说，就在莒国的势力覆盖之下。鲁国能够在这一区域筑城，一方面说明这里是鲁国战略东出的重点，同时也和来自齐国的压力有关。纪国、莒国关系友好，都是传统的半岛居民，齐国不断扩张，迫使这些国家抱团取暖，尤其要寻求鲁国的支持。这种需求，也为鲁国向东南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战略机遇。

山东地貌

从地形上看，齐国和鲁国之间，由北向东，群山阻隔，齐国去鲁，顺沂水河南下，经临沂，过枣庄，经滕州去曲阜最为方便。在春秋时期，鲁国重点的战略经营区域就是临沂周边，说明这个区域在当时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据《春秋》和《左传》记载，从鲁隐公到鲁桓公，二十九年间，鲁国五次在这一区域筑城，分别如下：

鲁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

鲁隐公七年，夏，城中丘。

鲁隐公九年，夏，城郎。

鲁桓公五年，夏，城祝丘

鲁桓公十六年，冬，城向。

这五次筑城，有四个地方，三次在鲁隐公时期，两次在鲁桓公时期。其中郎在枣庄市附近，中丘和祝丘均在临沂市境内，向地虽然属于日照市，但与中丘、祝丘不远。从地形地貌情况看，临沂这个区域以沂河、沭河为中心，西、北、东三面群山环抱，向南构成扇状冲积平原，应该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区域，也是人口繁衍的旺盛地区，更是齐国南下、鲁国北去的必经之地。但是，从现有的历史文献资料来看，这个区域在西周时期没有重要的封国，属于欠开发地区。但经过西周以来几百年的社会稳定发展，这里已经成为重要的人口活动区域，从而也就成为鲁国、齐国争相控制的目标区域。

筑城劳动

古代筑城，属于重大事件，需要雄厚的国力支持。同时，城在古代，首先是一个军事要塞，其次城内有官吏居住，并配有一定的常驻军事力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进可攻，退可守，并对周围的井田加以管理。而井田的管理首先需要足够的“野人”来耕种，这样才能取赋税于乡野之中。只有能够取赋税于乡野，才能保障城中贵族和士兵的给养。从这个意义上看，临沂到枣庄之间的广大平原区域，一定具有大量的乡野人口，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鲁国不断在这一区域筑城。

筑城的时间，从鲁桓公十六年的记载看，秋末冬初，才是最适合筑城的时令。这个时令，天干物燥，乡野农闲，加之雨水较少，气候宜人，正是组织乡野之民筑城的时候。因此，《左传》才说“书时也”，即筑城的合适时间！反观前面四次筑城，均在夏季，恰恰是违背时令的！农忙季节筑城，或者说明情况紧迫，不顾时令，或者也反映鲁国国力强盛，能够在农忙时节抽调大量人力服务军事需要。

筑城活动，多半是在军事力量的组织下，征调乡野之民参加劳动。所以在鲁隐公元年，费伯才会“帅师”入郎筑城。其后四次，也应该都是在军事力量的组织下进行的。只不过费伯筑城，没有得到鲁隐公的同意，因此才重点提及。

鲁国在临沂地区筑城，如果从民族力量兴衰对比的角度看，反映了东夷部族在这一时期持续的衰落。今天山东以南，江苏、安徽直至长江的广大区域属于东夷族的传统活动范围，鲁国能够持续长时间在这一区域向东、向南拓展，说明没有遭到有效力量的抵抗。直到后来吴国兴起，楚国北伐，这种情况才被历史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