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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狄仁杰这个名字，许多人都会想起电视剧里那位大腹便便但却断案入神的“狄大人”。随着有关狄仁杰破案的一系列影视作品不断播出，狄仁杰俨然已成为中国版福尔摩斯。在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狄仁杰在断案时经常向搭档李元芳征求意见，两人通过对话不断推动剧情发展，在推理中对悬疑案件抽丝剥茧，最终让真相水落石出。不过在狄仁杰系列大火之时，许多人想必也会心生疑惑，狄仁杰这位已经作古多年的唐朝宰相，为何能在现代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且听子渊为君道来。

首先要介绍一下狄仁杰的简要生平，这乃是狄仁杰被文学化、传奇化的“底本”。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今山西太原），年轻时参加科举以明经科及第。唐太宗贞观年间，狄仁杰进入官场，当了个汴州判佐（从七品下）的小官，依靠政绩不断升迁，最终得以进入中央任职。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下诏加授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即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之一。由于他不为权贵且忠心辅国，在武则天掌权时很受重用。

武则天执政期间，狄仁杰经常找机会上书进谏，革除诸多弊政，为唐朝繁荣昌盛做出突出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狄仁杰在武则天晚年时以梦境劝谏，成功帮助庐陵王李显（即唐中宗）重新成为太子，李家人因此得以重掌江山。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九月，狄仁杰病逝，享年七十一岁。武则天为其废朝三日，泣曰：“朝堂空矣！”此后每当遇到难以决断的大事，武则天都会感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李显复辟称帝，将已经去世五年之久的狄仁杰追赠为司空，唐睿宗李旦继位后又追封狄仁杰为梁国公，后世赞誉狄仁杰为“唐室砥柱”。

当然，狄仁杰不仅是一位称职的宰相，其神探之名也并非空穴来风。据《旧唐书》记载，狄仁杰曾出任并州都督府法曹，相当于现代的法官，经常需要审理各种案件。因此狄仁杰在实践中得到大量断案经验，逐渐走上“神探”之路。高宗仪凤年间，狄仁杰出任大理寺寺丞，接管政务时发现大理寺案件堆积如山，涉案人员超过一万七千人，严重影响朝廷威信。狄仁杰为挽回百姓信任，全力发挥断案技能，仅仅只用一年时间便解决所有积压案件，而且没有一人因受到冤屈而申诉。此事之后，朝野上下因此对狄仁杰推崇备至，其“神探”之名逐渐流传开来。

在狄仁杰处理的所有案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案件。据《旧唐书》载，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不慎砍断了昭陵旁的一颗柏树。按照大唐律例，权善才破坏先皇陵墓固然有罪，不过顶多就是免职为庶人。唐高宗李治知道后，却觉得权善才将自己置于不孝之地，毕竟昭陵乃是唐太宗长眠之处，盛怒之下大骂：“是使我为不孝子，必杀之。”

一边是执掌天下的皇帝，一边是保家卫国的将军，狄仁杰夹在中间的处境相当尴尬，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得罪皇帝，甚至还会得罪其他官员，最终成为官场牺牲品。狄仁杰身为“法官”，审案断案都以唐朝律法为依据，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狄仁杰冒着生命危险与唐中宗据理力争，他以唐朝律法为准绳，引经据典又苦口婆心地劝说道：“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狄仁杰这段话委婉而又不失力度，最终唐高宗消去怒气，放过权善才和范怀义。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狄仁杰偏偏不畏皇权，在“虎口”中救下权善才和范怀义，此事不仅令他在朝廷名声大振，其贤名也在民间得到进一步传播和认可，“神探”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明末清初时期，小说题材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文学。狄仁杰、包拯、施公等流传已久的清官形象，自然成为极佳的创作素材被后人搬进小说。曾经风靡一时的《武则天四大奇案》，主角便是狄仁杰。这本小说一共六卷六十四回，前半部分重点描写狄仁杰在担任昌平县令时如何纠正冤假错案，后半部分则重点描写狄仁杰担任宰相后如何整肃朝纲。书中尽管涉及部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过整体来说，虚构杜撰的案件更多一些。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普通百姓在看断案小说时，只关心清官什么时候可以破案斩杀贪官污吏。而文人关心的却是，朝廷何时才能像小说一样任用清官，铲除那些尸位素餐的贪官。小说文学发展到后期，许多文人不满清朝丧权辱国，直接以小说为武器，借古喻今暗讽清朝统治者昏庸误国。客观来说，清朝时期除《狄公案》之外，还有《包公案》、《施公案》和《海公案》等以清官为主角的断案小说，《狄公案》并不占据明显优势。事实上，狄仁杰之所以能够从这些清官中脱颖而出，甚至走向世界，还要归功于荷兰作家高罗佩。

高罗佩，字芝台，原名罗伯特·汉斯·古利克，从小就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中学时期就曾创办过周刊。高罗佩一共掌握英、中、梵、藏、日等15种语言，大学毕业后进入荷兰外交界，从秘书一直升迁为大使。虽然高罗佩在仕途上成就不小，但真正让他名流千古的却是文学创作。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高罗佩来到重庆，在荷兰公使馆担任一秘。当时重庆作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云集了许多文学界人士。高罗佩借助工作便利，经常接触社会名流，对中华文化越发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高罗佩不但对汉语的掌握愈发娴熟，还学会了撰写中文小说和古诗、文言文等。

高罗佩在重庆任职时，曾偶然看过《武则天四大奇案》这本小说，他对小说主角狄仁杰破案的本事佩服不已。高罗佩在爱不释手之余，索性将《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然后送到西方出版。客观来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代官员经过多年摸索，早已形成破案体系，不论是刑事侦讯还是逻辑推理，都不逊于任何国家。西方人本来就喜欢推理性文学，高罗佩将小说译文发表到西方后，瞬间引起巨大反响。出版方几次卖到断货，获得大量财富。为获取更多的利益，出版方开始不断催促高罗佩继续创作。

此后，高罗佩便将写小说作为工作重点，在中国民间到处搜集素材，然后自己整理并翻译成英文。要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逻辑，文学翻译并不是简单的逐字翻译，不仅需要将语句调整为出版国人民容易理解的程度，还需要尽可能保持原著韵味，非常耗费心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只是辑录一些轶事和时人笔记，缺乏惊险的悬念和严密的推理。高罗佩查阅大量史料，对公案小说进行改革，引入扣人心弦的悬念、丝丝入扣的推理和恍然大悟的结局，将传统的公案小说改为可与西方侦探小说媲美的佳作。后来高罗佩觉得民间素材实在太过零散混乱，他干脆开始自行创作，一口气写了8个短篇和16个中长篇故事，其中就有家喻户晓的《铁钉案》《黄金案》《迷宫案》《湖中案》和《四漆屏》等。

高罗佩将这些故事统称为《大唐狄公案》，在西方文学界发表后再次引起巨大轰动，故事主角狄仁杰也成为西方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收获大量粉丝。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内文学环境逐渐宽松，这些被翻译到国外的巨著重新回到中国。由于狄仁杰本就是中国历史名人，根本就不存在文化差异，国内很快便接受了这些“出口转内销”的经典著作。经过多年积累，狄仁杰这一历史形象在社会各年龄层的人气越来越高。时至今日，狄仁杰依然以“神探”的形象活跃在荧幕之上，早已完成了从宰相到神探的身份转变。

参考资料：

《旧唐书·狄仁杰传》《新唐书·狄仁杰传》《大汉学家高罗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