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朝初期，国家稳定，经济繁荣，是中国封建王朝达到鼎盛的开始。但这样的盛唐局面也助长了统治阶级的骄奢之风，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不如前，藩镇割据严重，中央集权下降，制度混乱，唐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与政治危机。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稳定政局，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如土地改革、兵制改革、税制改革等，著名的“两税法”改革就出自这一时期。

旧制瓦解，革故鼎新

唐德宗李适，生于大唐盛世，见证了盛唐时期的繁华，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立志要复兴唐朝，在即位之后，励精图治，慎选官吏、勤于政事。唐朝中期，由于均田制的瓦解与租庸调制的崩溃，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德宗大胆采用杨炎的建议，改革税制，整顿混乱的税收秩序，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为后来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

租庸调制与均田制

租庸调制，源于北魏的租调赋役制，是唐朝初期所实行的赋税制度，租指的是田租，调指户调，庸即力役。均田制源于北魏，土地一部分归国家所有，一部分归私有，国有土地在死后要还给政府，是与租调制、租庸调制相配套的一种土地制度。

《高祖纪》记载：每位成年男子分配田地一顷，每年缴纳粟20斗、稻米30斗；一年纳绢二匹，绫二丈，布加五分之一，绵三两，麻三斤，不种桑养蚕的地方，一年纳税十四两银子；一年要服役20天，不去服役的每天纳绢三尺。

租庸调制与均田制的破坏

均田制以人丁分配土地，租庸调制以人丁收取服役，在租庸调制与均田制的配合下，有人即有田，有田就可以纳税。唐朝初期，长时间的战乱刚结束，国家有大量闲置的土地，这就为均田制的实行提供了条件。但到了唐朝中期，政局稳定，国家繁荣，人口大量增多，国家没有足够多闲置的土地再继续实行均田制，但是租庸调依然以人丁定额，导致农民无力负担。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盛行，地主官僚贵族等拥有大量的土地但是不用纳税或交很少的税，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选择逃亡来躲避赋税。安史之乱后，大量户籍失散，再加上农民逃亡、土地买卖愈加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亦名存实亡。

赋税制度瘫痪，中央财政入不敷出

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严重，政局动荡，大量劳动力充军，或作运输粮草之用，导致民户凋零，土地荒废，社会生产力大大下降。国家财政皆用于军费、运费，加之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庞大的支出使政府不堪重负。安史之乱后，赋税制度混乱，各类税收机构互不统摄，人民要负担各种名目的税收，苦不堪言。租庸调制下以人丁纳税，官僚、僧侣免税，富人多为官为僧，导致田产多家产多的官员、地主、僧院等的收入不计税收，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却要纳税，百姓流亡居无定所，政府无法编制户籍征收户调，加速了租庸调制的瓦解。因此，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简化税目以稳定政权，唐德宗采用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

两税既立，加益莫由

杨炎在《请行两税法奏》说明，两税法规定不再征收杂税，将户税与地税并为一税，先算好国家的财政用度，然后再向地方征税。不再区分主户客户，也不以人头计税，而是按资产、田产划分户等，户等高者多负，低者少负。行商在所在的州县缴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款。一年缴纳两次，夏秋各一次，是为两税。

1、量出为入原则

在儒家提出“量入以为出”的思想影响下，自汉朝以后，以收定支的原则一直占据着国家税收制度的主导地位。杨炎提出两税法后，一改“量入为出”之原则，是先由国家计算好财政支出，定出所需的总税额，地方再根据中央分配的数目进行征收。

2、简化税制原则

内容上，两税法以户税和地税代替租庸调，统一各项税收，租庸杂徭悉省，简化了税收名目。时间上，一年征收两次，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二月，明确了征税时间，缩短了征税期限。方式上以货币征税代替实物纳税，既有利于政府统一结算，又方便纳税人缴纳，提高了工作效率。

3、两税三分原则

皇帝派遣黜陟使将两税收入，按照各级财政预算定额，一部分上交中央财政，一部分节度使留用，一部分地方财政留用。这样不仅满足了中央财政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4、公平税负原则

政府规定所有民户在现居地进行登记，根据土地的多少划分户等，按照户等的高低进行纳钱；不以人口定税，而以所拥有的财产多少作为标准。对于不定居的商人按所在州县的三十分之一进行缴纳，要与定居者一样向国家纳税，不许有多余的利润。两税法扩大了纳税面，使得皇亲国戚、贵族官僚、地方豪强、不定居商户等都成为征税对象。在征税标准上改“以丁身为本”为“以资产为宗”。根据户等高低纳钱，户等越高，纳税额越高，根据土地的多少征税，多者多负，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赋敛毕，闾井安，丰登年

1、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

两税法的“量出制入”思想，改革了自汉以来的“量入计出”的赋税理念，开创了国家财政预算的先河。唐朝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传统的税制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对于财政预算的要求。同时，随着租庸调制的瓦解，赋税名目增多，赋税秩序混乱，“量出制入”对于限制支出、抑制苛政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当时财政支出无度、地方横征暴敛的局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2、计资而税，天下皆同

两税法加大了征税范围，免除了贵族、官僚、僧侣的免税特权，改变了富者为官为僧以免课税的现象，对于增加税收收入缓解国家财政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两税法以资计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堪称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里程碑。这一思想考虑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有利于安抚民心，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

3、两税三分之后，财权收归中央

对于地方而言，两税留州规定了地方税收的合法性，提高了地方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地方的发展建设。对于中央而言，两税三分将赋税权收归中央，改变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地方势力不断瓜分中央收入的现象，加强了中央集权，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奈何岁月久，弊病得因循

1、收支不均，索求无度

最初提出“量出制入”原则，目的在于限制朝廷的开支，限制滥征，但在实施的时候要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量出以制入，国家在做财政预算时国民是否有能力负担等问题上，统治阶级并没有做出解释，以致后来政府无节制的榨取百姓财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

2、贱卖绫绢，以税铜钱

尽管唐朝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市面上钱币的流通量仍然不足，所以在缴纳税款时，不得不将实物低价折成钱币，一时间钱重货轻，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两税法实行不到30年，就被迫改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

3、杂税并入，税外加征

两税法虽然规定除两税外，不得加一钱，但由于支出太大，政府官僚苛求无厌，于是将杂税并入两税之中，增收税款，还在两税法之上加收别的税目。建中三年，增两税、盐榷钱，两税每一百两增二百，盐每十升增一百。建中四年，开始有屋间架税、除陌钱。此后还增加了青苗钱、地头钱、茶税等名目，缴纳总额越来越高，百姓不堪重负，再次走向流亡逃税的命运。

4、弊病丛生，名不副实

两税法实行后长期不调整户等，破坏了“以贫富为差”的公平原则。再加上两税法规定了土地买卖的合法性，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土地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更多民众失去土地，人民无法负担，政府收入达不到预算，两税法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总结：

两税法应时而生，为国家扩大了税收来源，维护了唐政府的统治。虽然后期暴露出来许多弊病以致无法继续实行，但是两税法作为中国古代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其“量出制入”“以资计税”“货币征税”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来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新唐书·杨炎传》《旧唐书·杨炎传》《新唐书·高祖纪》《全唐文·请行两税法奏》《旧唐书·德宗本纪》《唐会要》《新唐书·食货志》《旧唐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