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时期的萨保制度是什么，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自北魏始，萨保是各朝政府任命西域胡人首领担任的职位，目的是为了管理进入中原地区的西域胡人。首先来探讨萨保的含义，萨保在粟特文中记为“首领”之意，汉文音译为“萨保”、“萨宝”、“萨甫”等。

关于萨保这一称谓，向达先生、罗丰先生、荣新江先生都做了不同的解释，大都认为萨保一词即指“商队首领”。萨保最初指的是商队的组织者。昭武九姓胡人进入中原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胡人入华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商队的形式往来于中亚与中原之间。

在一个群体组织中必然会有领导者的存在，而且在与中原进行商贸往来的过程中，商队会遇到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该听谁的？

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加速领导者的产生，所以商队中就会涌现出一些组织能力强或者应变能力强的优秀人才，这些人可以带领商队与中原汉族进行沟通往来，逐渐成为整个商队的领导者。

商队领袖

古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在行路过程中，会有盗贼，土匪出没，商贸往来物品很多都是珠宝银器以及其他较为珍稀的物品，这就需要有保护商队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或者组织的存在，而这样的人就会被推选成为领袖，“萨保”就是关于这一职位的称呼，即为商队的领袖。

萨保不仅仅是商队的领袖，也是商队入华后建立聚居地的政治首领。昭武九姓入华以来将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带到中原地区，据记载昭武九姓胡人信仰袄教，在中原地区被称为拜火教。

萨保这一商队领袖随着商队人民需求的变化，其主要职能也越来越多，包含了经济职能，保卫商队安全的职能，政治领导者的职能以及宗教精神领袖的职能。

萨保最后就演变成包含上述职能的商队领袖，成为商队中的权威人物，处于较高的地位且被同族昭武九姓人所敬重。所以萨保在本质上是以宗族为纽带，来往于中亚与中原地区信仰袄教的昭武九姓胡人商队的政治经济军事领袖。

这些商队进入中原以后不断集聚形成独具特色的自治团体，随着进入中原地区的胡人越来越多，唐王朝制定一系列民族政策来加强对昭武九姓胡人的管理，从而逐步引导昭武胡人有秩序的在中原大地与汉族人共同生活。

随着入华的昭武人积极入仕，在唐朝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使得唐朝不断调整对胡人民族的制度设计，最后逐步转变将昭武九姓族纳入唐朝政府的正式管辖之中。

萨保在胡人商队身份的特殊性使其受到唐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廷希望利用萨保一职间接对其内部人员实施有效管理，进一步控制昭武九姓胡人。所以唐朝统治者给予萨保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多的管理职能，从而更好的利用胡人来管理胡人。

在唐朝政府的重视下，萨保作为正式一级官职纳入到了唐朝政府的官僚体制当中，作为视流外官，专门由德高望重的胡人首领来担任，来控制所管辖的昭武九姓胡人聚落，管理胡人聚落的政治、经济与宗教事务。萨保作为内部自治共同体首领摇身一变成为唐王朝的正式官员。

萨宝在初期无品无级，也不是朝廷正式的官职；到隋朝，萨保已作为品级官员而正式存在；到了后期进入唐朝的昭武九姓胡人越来越多，唐朝政府决定设立萨保府，而萨保也成为唐朝唯一的由外来人担任的朝廷正式官职。

唐代以后，特别是开元盛世以后，初入唐朝的胡商带来了更多胡人的聚集，唐朝开明的政策愈加吸引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归附，萨保的职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遂将萨保官职提到五品左右。

萨保作为官职在唐朝与外来民族进行文化经济交流中起到保护与促进的作用，它的发展演变主要得益于昭武九姓胡人在唐朝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重要领域担任要职，影响少数民族与唐朝的交流与融合，对唐王朝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

萨保府官职

唐朝设立的萨保府与前朝设立的萨保官职最为不同的是——唐王朝时期的萨保府是一个独立的政府管理机构，被看成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胡户管理机构；而前朝的萨保只是作为一个附设性的官职依附于唐朝的正式官职之下。

萨保在唐朝管理的多为与汉族杂居地区的胡人，这些地区的胡人是随着东迁的时间越长，人数越来越多，但是较汉人来说数量较少地区，唐王朝设置萨保府来进行统一管理。

昭武九姓族人一直依附于其他强大政治力量生存发展，后因受到大食国与突厥的侵扰，大批昭武九姓胡人被迫东迁，有的胡人进入漠北突厥领地归附，即下文所说的六胡州地区的昭武九姓，有的人进入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各级军政机构，有的则一直以商业民族来往于社会。

昭武九姓人无固定住所，族人形成聚落而居，通商道路上一部分人留于当地生活，一部分人再继续东行，形成新的聚落，这些聚落由胡人集团首领萨保管理。

由于大多数昭武九姓胡人信奉袄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袄祠，萨保即成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中的政教大首领。隋唐时期，政府为了控制这些胡人部落，设萨保府管理，把萨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当中。

隋唐时期的中央政府对粟特部落的控制管理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早期，大多数部落不受政府约束，相关的记载也就较少，之后用任命萨保为政府官员的方式来控制胡人部落。到唐朝建立后，将正式设置州县中的胡人部落改为乡里，如西州的崇化乡安乐里、敦煌的从化乡等等。而位于唐王朝周边地域的一些胡人聚落，如六胡州、柳城等地，基本上维持着胡人聚落的原貌。

六胡州地区行政建制

六胡州地区指在灵（今宁夏灵武西南）与夏（今内蒙古白城子）这两州之间设立鲁、丽、含、塞、依、契六州，起初是为了安置突厥降兵所设立的，称为六胡州地区。六胡州中的突厥降胡主要为昭武九姓胡人，张广达在《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中记述了突厥人与昭武九姓胡人早在周朝时期就有了往来。

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可汗经常委任昭武九姓胡人担当重任而疏远同族人。可见昭武九姓胡人早已成为突厥的核心政治角色，而且胡人成为突厥中的政治核心人物，直接影响了突厥的内政。

公元前646年，唐太宗在灵州地区接受了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朝贺，被尊为“天可汗”，该地区居住着以昭武九姓族人为核心的归降的突厥兵，唐王朝为了更好的管理，设置了六胡州地区。唐朝设立六胡州一方面为了管理昭武九姓族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其民族部落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所以昭武九姓族可以在六胡州范围内地区同时保留古老传统的生活习俗以及部落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此基础上同时接受中央王朝的管理。六胡州地区建制之初其刺史一职作为六胡州的领导者是由胡人部落首领担任的。到了调露元年刺史则由唐朝派遣的唐官来进行管理。

六胡州建制初期具有羁縻性质，以胡人首领为统领的行政建制模式维持了近50余年，但六胡州地区管辖内的突厥族阿史德温傅、奉职二个部落起兵发动了叛乱，唐军镇压叛乱之后，唐廷对六胡州改变了原来的行政管理模式，由唐朝政府派唐人担任六胡州地区的行政长官——刺史。神龙三年，将六州改为六县，这标志着六州从此转变为唐朝正州来进行管理。

唐代六胡州地区概念界定也是较为复杂的，学者们将其按照两种含义进行解释归纳。第一种按照《新唐书·地理一》中所记载的依据行政区划来界定，即如上文内容叙述，但作为行政区划的六胡州在唐廷将州改为县以后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六胡州地区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另一种将六胡州地区作为种族或者地域概念来解释，按照史书中的记载六胡州是指从六胡州被多次迁往不同地区的居民的一个统称。

六胡州建制是具有羁縻性质的，归降突厥聚落中的昭武九姓族在前期保留了原有部落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后期发动叛乱，据史料记载是因为“苦于赋役”，但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唐军镇压。

最后安史之乱大爆发，六胡州地区的昭武九姓族因为与安禄山、史思明等属同一族，具有较近的族缘关系，很快接受了安史叛军的招诱，直接参与了安史之乱战争，遂在六胡州地区被收复之后，该地区的昭武九姓直接投奔了安禄山。

随后六胡州部落中的昭武九姓人开始分散迁移使得原本六胡州的昭武九姓部落不复存在。迁往云、朔地区的六胡州昭武九姓族人，由于沙陀东进，这些昭武九姓胡人就逐渐同汉族、沙陀等民族相融合在唐末五代成为继安史之乱之后的沙陀崛起代北的主要军事力量。

结语

总的来说，唐代六胡州建制是昭武九姓入华后唐朝为了更好的管理昭武九姓胡人所设，随着唐朝的不断发展，六胡州地区在保留原始部落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上，作为民族部落在安史之乱与唐末代北崛起等颠覆唐朝政权的重大关节点上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唐朝的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