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帘听政，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女性参政的特殊方式，垂帘屏蔽群臣，只听其声，不见其人，但每一声依旧是口衔天宪，与天子无异。

历朝历代几乎都有这样的形式，甚至出现了武则天这样的先锋，篡位称帝。

哪怕不及武则天，历史上诸位临朝称制的女性几乎鲜有不权倾朝野的，但宋代垂帘听政的太后们却与众不同，只见暂理朝政者，不见专权者，细究之下，宋代的独一无二不能简单一言以蔽之。

破前朝之“陋敝”

1、 外戚

历史上女性专政的情况并不少见，这让后世不明就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在男子为尊的封建社会，女子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在众多男子中脱颖而出，掌握大权？其实，所谓的“后权”，与相权一样，都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附属产物。

秦统一天下，粉碎从前分封制松散的权力结构，重新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架构，但当无上权力集结在皇帝一人身上时，问题就显现。

忽略封建统治需要的神秘色彩，皇帝终究是肉体凡胎，一人理天下大事终归是理想，实际是天下大事错综复杂，需要不同的人替皇帝分担，也就是要重新分权。

为了确保皇位在一个家族内流传，皇帝对分担政务的事，慎之又慎，可挑选忠心耿耿的臣子又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忠心是一个主观因素，一时忠心又不能确保一世忠心，任何一个臣子都有反叛的可能。

因此，客观上反叛的可能性相对低的选择，成为皇帝制衡臣子的考虑对象，这样的选择有一样血脉的同姓宗亲、亲近的宦官近臣、以及与太子有血缘关系的皇后亲族。

周朝的衰败警示了秦朝同姓亲族不靠谱，而秦朝的暴亡也告诉汉朝宦官近臣寡义无情，一样不靠谱。

在面对异姓王叛乱，功臣名震其主的汉初，汉朝的选项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用皇后亲族制衡这群几乎要超出皇帝的臣子们，而他们的名字就叫做外戚。

2、不得不选

外戚显然也不是正确解，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大肆封赏自己的兄弟亲族，甚至违背了刘邦留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祖制，一连封了几位吕姓王。

如果不是吕后当政时日短，“众吕盈朝”之下，改换大汉江山门庭未尝不可。

但后来汉朝王国势力大的局面，又使得汉朝决计不可能采用同姓王制衡，于是汉朝的朝政几乎在阉宦把政和外戚专权中轮转。

晋随前朝，以封王压制地方，又有八王之乱，隋短，而唐又有不同，用功臣打压关陇集团，关陇衰亡后，转功勋贵族为节度使，广开疆土，将内部矛盾化外部矛盾。

看似不用亲眷，但李治病危，给了武曌插手朝政的机会，即便武曌的兄弟姐妹不靠谱，可武曌还是营造了一个类似外戚的“后党”集团，这看上去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总有用得到外戚的地方。

不是功勋贵族要压制，就是地方势大需要制衡，再不然就是太子年幼，后妃需暂理朝政。

作为离皇位最亲近的皇后极其势力，堪称中国古代最佳“备胎”选择，什么情况需要，什么时候都有办法使用，历代皇帝不是不知道外戚会干政，但在封建王朝的框架下，外戚是分润皇权的“性价比”之选。

而宋朝却与众不同，赵匡胤一手“杯酒释兵权”，解决了所有武勋贵族的威胁，又一手以文抑武，让武勋再无“出头”之日，至于世家大族，在唐时就被科举制彻底瓦解。

前朝外戚干政的时机几乎全部被封死，只留下“国疑”这一项，可以说尽扫前朝之“陋敝”。

文人与后宫

1、国疑

说来奇怪，明明途径变少，但宋朝垂帘听政的次数堪称历朝历代之最，两宋18位皇帝中，太后垂帘亲政就发生了10次。

每一次几乎都可以称得上是政治危机，但真正专权的太后几乎没有。

这其实都归功于如今看来饱受诟病的“以文抑武”。无论是古代还是如今，暴力一直都是无往而不利，但在宋代，军队、将军这样的暴力神器被制度抬高地位的文人压制，连暴力都能被文人压制，更何况在制度内篡权的后妃。

拿宋朝第一次太后垂帘听政举例，这是宋朝无限接近太后专权的时机，在一定意义上，这位后妃也做到了专权，但她的专权却在文臣的防范下，有名无实，她就是宋真宗第三位皇后，刘娥。

宋真宗末期，发生了著名的天禧党争。

刘娥自宋真宗龙潜之时就进入其府邸充为美人，一生备受宠爱，天禧年间，真宗病重，刘皇后暂理朝政，引发了文官极大的不满。

这便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大好处，士大夫通晓经世典籍，对外戚、后党极其敏感。

宋真宗一样有这方面的忧虑，“欲命太子监国……出告寇准”，但病中的皇帝办事哪里妥当，不仅“已而事泄”，还为了给支撑着朝廷的刘皇后一个交代，“准罢相”。

不过，接替寇准的周怀没有放弃这件事，密谋“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可以说一点也不放心皇后当政。

如果刘皇后是一位软弱的皇后，束手就擒之下极有可能就这么被废，然后不明不白丢失性命。

但有反后党，就有保后党，太子少保曹利用临阵反戈，密告周怀的谋划，反后党计划泄露，只能临时起兵，结果自然是起兵失利，反后党失一员大将。

反后党失势，刘皇后在保后党的拥趸下，也越发肆无忌惮，屏蔽宫外消息，断绝宋真宗和外界的联系，以便打击寇准为主的反后党。

宋真宗驾崩，宋仁宗继位，但“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且在保后党的帮助下，升级为太后的刘娥得以上朝垂帘听政。

得掌大权后，太后行事越发僭越，“服仪天冠、衮衣以出，奏《隆安》之乐”，穿天子服饰祭祀，仁宗岁数小，但也十几岁了，如此做法，几乎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刘娥也曾经意动，问及群臣评价武则天，在这个关键时刻，纵有后党身居高位，但朝堂主流回答依旧是“唐之武周，害李唐江山之人”。

听闻此言，刘娥久久无语，后来后党宰相程琳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刘娥登基，或许是忌惮祸乱天下，掷书于地言：“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刘娥称制多年，为收服人心，“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看似专权，为了立“贤名”，不与臣子决裂，因而到后来忌惮文臣的建议。后来，晚年开始重用外戚，“御史曹脩古、杨偕、郭劝、段少连论奏”。

刘娥无言，只能“悉逐之”。

明道二年，刘娥染病，或许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就大赦天下，将从前的反后党全部官复原职，还将从前的后党全部罢黜。做完这一切，刘娥病逝，后人以“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评价她。

看遍历史我们能发现，刘娥差一点实现“吕武之恶”，之所以没有实现，离不开文臣的时时规劝。

2、最佳的限制者

刘娥，作为宋朝第三位皇帝的皇后，她的事迹一直警示着后人。

刘太后逝世同年，仁宗的郭皇后因误伤仁宗，以无子被废，改立曹氏为后。群臣为曹氏起草的《册曹皇后文》中赫然写道：“天地定位，阴阳相成，人道贯之，以纲大伦，后德配之，以熙内治，圣人有以端本也。”

阴阳定位，天地确立，希望皇后你能找准自己的权责，不要擅自越权，可以说群臣对后妃干政的教训吸取得很好，连新皇后册立，都不忘记“警告”。

可命运就像是会开玩笑一样，曹皇后当太后时也获得了垂帘听政的机会。

仁宗三个儿子早夭没有接班人，只能过继宗室子赵曙为太子，赵曙刚继位就病倒，虽已有皇长子赵顼，且赵顼已15岁，但未来得及册封太子，只能“诏请皇太后同听政”。

因赵曙是过继的宗室子，太后非赵曙亲母，期间有宦官挑拨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两宫关系恶化，眼看着又要走上真宗的老路，大臣韩琦和欧阳修站了出来。

先是找掌权的曹太后劝解道：“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哪有母亲不容忍自己生病的儿子的？如果真的不能容不就恰恰落了两人不是亲母子的口实？哄劝好了曹太后，又去找病床上的英总。

英总表现得也确实像一个小孩子，上来就跟韩琦抱怨：“太后待我无恩。”

韩琦像是现在调节家庭矛盾的居委会大妈，苦口婆心地劝任性的皇上：“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

曹太后要是真的对你不好，你反而对她至纯至孝，不就体现你更孝顺了吗？以后帝王都以你为榜样，岂不是好事？

这便是文官大臣的劝人水平，虽然是两边劝，但没有去谁那里说谁不好的“首鼠两端”，只是摆事实讲道理，巧妙地用各自身份定位该做什么的事来规劝二人，化解了一次类似前朝的政治危机。

这便是文臣地位上升为数不多的好处，天子家事也能规劝，加之文臣处事圆滑，往往能合理地规避了后妃专权，此后两宋剩下的8次，便有了前例，一旦出现危机，无不仰赖臣子。

因此，宋代后宫不专政，究其根本是开国皇帝善用文臣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史记》

2、《续资治通鉴》

3、《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