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之顺利登上皇帝宝座，与杨涟、左光斗、刘一燝、周嘉谟等正直派官吏的支持以及跟正直派官吏联系密切的太监王安的支持，关系极大。这使他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他们信任而依靠之。如史称“熹宗心德(王)安，言无不纳”。因此，天启前期正直派官吏的势力呈日益增长之势。许多在万历时期被排斥出朝廷的正直派官吏，这时应召陆续返回朝廷。如以“方严”著称，万历年间曾任吏科给事中、南京刑部照磨、吏部员外郎等职，后“家食垂三十年”的邹元标，“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进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四月还朝”。

因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中、以考功郎中身分佐吏部尚书孙“秉公澄汰”而被削籍为民的赵南星，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被起升为“太常寺添注少卿”。万历中曾任行人、揭阳添注典史等职，对大学士王锡爵排斥“正人”曾大胆上疏指斥，后来也“家居垂三十年”的著名东林党人无锡人高攀龙，“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启元年进少卿”。

因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生后，通过私审张差而使真相得白于世，从而得罪邪恶派官僚，于万历四十五年京察中被其削籍的原刑部主事王之寀，“天启初，廷臣多为之讼冤，召复故官”不久，又升尚宝少卿、太仆少卿、太仆寺卿、刑部右侍郎等职。万历三十九年京察中，“协理河南道，力锄匪类”,后因“齐、楚、浙三党用事，移疾”而归的洛阳人乔允升，“天启初，起历刑部左、右侍郎，三年，进尚书”。万历年间少有的比较正直的首辅、万历四十二年离职还乡的叶向高，“光宗立，特诏召还，未几，熹宗立，复赐敕趣之”,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二十一日返回京城，二十五日入阁办事，“复为首辅。

杨涟虽于泰昌元年(1620年)十二月离职归家，但于天启二年就被起为礼科都给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佥都御史。又明年春，进左副都御史”。天启初年，正直派官吏不仅陆续返回朝廷，在朝势力日增，而且掌握了其中的许多关键性的职位。如内阁首辅之职，天启元年上半年是刘一燝，天启元年十月至四年七月是叶向高。吏部尚书之职，起初是周嘉谟，而后天启元年十二月至三年九月是张问达(他也是“恳恳奉公”的正直派人物),天启三年十月至四年十月则为赵南星。

左都御史之职，起初是张问达，而后天启元年十二月至二年十月是邹元标，天启二年十一月至三年十月是赵南星，天启三年闰十月至四年八月是孙玮(他于万历年间曾以兵部尚书掌左都御史事，“素负时望”,也属正直派人物之列),天启四年八月至十月是高攀龙。此外，随着正直派官吏势力的增长，一些邪恶派官僚也被迫引退，史称“向称三党之魁及朋奸乱政者，亦渐自引去”。

这样，天启初年遂形成了正直派官吏掌握相当一部分朝政、“东林方盛”的局面,在赵南星担任吏部尚书的天启三年下半年至天启四年上半年，尤其如此。史称：是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窠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中外忻忻望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