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凌晨，33岁的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半山一棵歪脖树上。临终前，崇祯皇帝写下遗诏：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皇帝当了17年皇帝。17年间，他在帝王之术上做得一塌糊涂。

首先我们来看，帝王之术指的是什么。

按照《韩非子》的观点，一般来说，帝王之术包括3个方面。一是治民，要让人民安居乐业，富足顺从；二是驭吏，要让官吏勤于政事，更好地服务政权；三要巩己，巩固自己的权势、修养自己的德行、平衡各方政治势力。

其次，我们来看，崇祯皇帝在这3方面的表现。

一是治民。

我们不得不承认，崇祯皇帝的运气真心不太好。受小冰川大气候的影响，从崇祯皇帝即位那一年开始，全国各地旱灾、蝗灾、水灾不断，各种瘟疫流行，导致饥荒丛生。他一共在位17年，就有14年发生灾害。

在任何朝代，救灾都是朝廷义不容辞的责任。崇祯皇帝也的确是想尽办法要救灾了。可救灾需要钱，钱从哪里来？明朝末年，财政吃紧，崇祯皇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压根拿不出钱来救灾。

可是，崇祯皇帝不拿钱救灾也就罢了，反而出了一系列昏招。

最初，他登台伊始就宣布废除了工商税。此举让富商欢欣鼓舞，却让国家财政失去了一大笔收入。

那时候，明朝军队正在辽东与后金（清朝）军队作战。后来，农民起义军又此起彼伏。为了筹措军饷，用以抵抗和农民起义军，崇祯皇帝再出昏招，下令在正常的赋税之外，额外增收辽饷、剿饷和练饷，合成“三饷”。

两个昏招加在一起，等于是“劫贫济富”。

虽然有论者指出，“三饷”为每亩9厘银，按当时的粮价折算，尚不足10斤稻谷，但这对已经挣扎在饥饿状态下的老百姓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三饷”产生的更恶劣的影响，是向大家发出了一个信号：朝廷根本就不管老百姓是死活。这样的朝廷，还值得存在吗？

因此，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二是驭吏。

崇祯皇帝对待大臣怎么样呢？就4个字：刻薄寡恩。

没错，崇祯皇帝在继位之初，启用了一大批忠臣良将，打击了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让朝廷内外风气为之一新。然而，崇祯皇帝出于猜忌多疑的性格，在重用忠臣良将的同时，又极度不信任他们。为此，崇祯皇帝频繁调换大臣。他在位17年间，就调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和17个刑部尚书。

对于犯了错误的大臣，崇祯皇帝更是舍得痛下杀手。

崇祯一朝有3名优秀的军事人才：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他们的下场都不妙。袁崇焕被以“谋反”的罪名处以凌迟之刑；孙传庭一度被崇祯皇帝以“恃娇”之罪革职下狱，达三年之久；卢象升因为崇祯皇帝疑心太重，在缺乏援军的情况下寡不敌众，战死于河北。

据统计，崇祯皇帝在17年间一共杀掉7个总督、11个巡抚、7个兵部尚书。

崇祯皇帝对大臣刻薄寡恩的下场，就是没人愿意给他卖命，形如光杆司令。

于是，1644年春天，当李自成大兵压境时，崇祯皇帝号召大臣捐钱充作军饷，大臣装聋作哑，视如未见。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后，崇祯皇帝心急如焚，召集大臣来商议应对之策，竟然没有一个人肯来见他……

当皇帝当到这地步，也是没准儿了。

三是巩己。

公允地说，崇祯皇帝个人的品行是合格的。他即位后，勤政节俭，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对于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为了省钱，崇祯皇帝舍不得吃肉，跟着皇后一起吃斋。他不好女色，宫中后妃屈指可数。

崇祯皇帝好学不倦，博览群书，经常参加日讲和经筵。有一天，他听东阁大学士文震孟讲课时，由于太累，将脚放到台子上。文震孟讲到《尚书》中“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时，看了他一眼。他立即以袍袖遮掩着，把脚慢慢放下来。

崇祯皇帝也很注意巩固自己的权势。

崇祯皇帝17岁当皇帝时，魏忠贤如日中天。崇祯皇帝一方面不停嘉奖魏忠贤等人，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削弱魏忠贤的势力。当魏忠贤的势力被逐一清除后，崇祯皇帝趁机一鼓作气地收拾了魏忠贤，巩固了统治，稳定了局势。

可是，崇祯皇帝只做到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修养自己的德行，却在平衡各方政治势力方面表现不佳。

明朝从万历皇帝以后，就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党争，积重难返。崇祯一朝，依然如此：“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崇祯皇帝既不能采取有效的办法平息党争，又不能让党争为自己所用。最终，导致党争愈演愈烈，崇祯皇帝本人也丧失了控制内外局面的能力，以至于大厦倾覆，断送了明朝近300年社稷江山。

【参考资料：《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