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人物志-（六十五）裴松之

中国人对三国这一段历史的了解程度，几乎远超其之前的秦汉以及之后的两晋南北朝。其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要属名列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的脍炙人口了。而《三国演义》则是将另一本书“通俗演义”化了，也就是名气同样不小的《三国志》。

在之前讲陈寿的时候，我们也曾交代过《三国志》这本书的历史地位——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列为前四史，其史学和文学地位不可谓不高。但是，将它提高到这个高度的，却不仅仅是陈寿的功劳。在陈寿去世后一百多年，另一位史学家将《三国志》增删修订，最终成为了我们现今看到的样子，他就是裴松之。

裴松之和其同时代很多名字里带“之”的人一样，也出身于南渡士族。他们家所在的郡望——河东裴氏，在两百年后的唐朝大出风头，出了不少名臣。而在此时，裴氏显然还不是南朝一等大族，因此，裴松之在政坛上也就少有作为，而在史学界留下了千古美名。

裴松之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出仕为殿中将军，而后又担任过县令、尚书祠部郎等官职，还曾给刘裕做过主簿。正是这一层经历，使得刘裕称帝以后，意识到不能把裴松之这样的人才丢在边关等着北魏来砍，才将他调回建康入朝为官。

刘义隆登基以后，裴松之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在此期间，裴松之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伟大的事业，连皇帝看了也赞叹“裴世期为之不朽矣”的杰作——《三国志注》。

陈寿在写作《三国志》的时候，虽然距离三国时期较近，原始材料比较丰富，行文却过于简洁，许多重要事件大都草草一笔带过，使其文体更类似于《春秋》般简洁而非正史通用的《史记》。如果只读《三国志》的话，就很难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而只能留下一个模模糊糊的残影。而裴松之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将这个残影变成相对真实的历史真相。

在写作《三国志注》的时候，裴松之旁征博引地采集了多家史料（据说有二百一十部），对陈寿原著的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考据，既交代了陈寿许多没有交代的问题，更对陈寿的错误进行了勘定，使得原本“干干巴巴”的《三国志》变得圆润了。

叙述和摘取史书原文是枯燥的，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摘录《三国志》开头一段，来证明裴注的重要性和优美：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曹瞒传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瞒。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春秋之世，与于盟会，逮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爵土，绝而复绍，至今适嗣国于容城。

第一段寥寥数语，简单介绍了曹操的籍贯、名讳和出身。然而这却显得过于简单，甚至都没有一般史书吹嘘一下皇帝祖上多牛的记载。裴注援引《曹瞒传》和《魏书》，既好好吹捧了一下从黄帝到曹参的曹家丰功伟业，又点出了曹操那个拿不出手的小名，从正反两方面对这位乱世枭雄的出身做了一个交代。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曹瞒传》还是《魏书》，如今早已散佚（现在二十四史里的《魏书》是记录北魏历史的史书），如果没有裴注的话，这些史料就会湮没，最终无人问津。而裴松之在援引史料的时候，除非对某事有一定的把握，否则就只将史料原文附录而不加以武断的判断，这也是其修史的优点。

应该说，如果仅仅依靠《三国志》的话，罗贯中是很难写出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三国演义》中许多情节虽然都是“演义”，却都能够在裴注之中找到根据。

比如曹操杀吕伯奢全家这件事，在《三国志》之中并无所载，而是被裴松之援引《魏略》和《世语》两本书注解到书作里的。还有更著名的刘备跃马过檀溪，也是裴松之从《世语》里面摘出来做注解的。这些日后脍炙人口的三国典故，如果没有裴松之的发掘和保存，很有可能就随着史料的散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国这段历史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怕也是要大打折扣了。

事实也是如此——作为魏晋南北朝这净四百年大乱世的开头六十年（曹丕篡位到晋灭孙吴），严格意义上的“三国”并没有多少意思，尤其是在诸葛亮去世以后。此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比三国更混乱复杂，却至今仍很难被读者熟悉。使三国历史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功劳，必须有裴松之一份。

前面提到，《三国志注》里有不少材料都出自《世语》，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不大听过，但是它的另一个名字应该就如雷贯耳了——《世说新语》。然而，裴松之引用的却不是那个名震天下的《世语》，却是另一部《世语》。那么，这两部《世语》间又有什么关系呢？《世说新语》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咱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