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纵囚”事件，《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都有记载。

该事件讲的是：唐太宗爱民如子，一生提倡慎用刑罚。贞观六年冬，大理寺卿上奏，说狱中有三百九十名死囚将在来年秋后问斩，但这些人牵挂家中父母、弱妻幼子没有着落，日夜啼哭，怎么劝都劝不止。因此，相关官员建议提前用刑，还大狱一个安宁。唐太宗思索片刻，下旨将这些死囚们全部释放回家，以一个月为期，等他们处理好后事之后再自动回来受刑。不用说，这个做法很疯狂，朝野震骇。大家既为皇帝的仁慈而感动，又都担心这些死囚一去不回，为害社会。但是，到了次年元宵节，即死囚回来报到之日，这三百九十名死囚一个都不少地回到了监狱。唐太宗看见他们全都诚实守约，是可以转变的良民，又下诏免去他们的死罪，改为流放。

单就这件事来说，唐太宗以仁义感化囚犯，功德无量。

但是，自古以来，趋生避死是人们的本能，这些死囚从监狱逃出生天，却又全都视死如归，自觉返回狱中领死，感觉里面定有蹊跷。

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虽然也记录了此事，但他怀疑此事是一场“政治秀”，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推设其中内幕。

欧阳修说：君子可以施予信义；小人只能施予刑戮。判定为死刑的人必定是罪大恶极之流，是小人中的小人。君子都明白应该死于大义，不应苟活于屈辱，但要他们为大义而做到视死如归，还是不可能事。作为小人中之小人的死囚，却轻轻松松地视死如归，太违背情理了。

欧阳修再从“感化”的角度反证，说：有人说死囚虽然是小人中的小人，但被唐太宗的恩德感化，都变成了诚实守约的君子。但这恩德感化人的深度和速度让人难以置信。

最后，欧阳修的结论是：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就是唐太宗有意作秀，与囚犯达成默契：释放了，就一定要回来，回来了，就一定会赦免罪行。最终，上唱下和，共欺世人。唐太宗因此得贤君之大名；囚犯则重获新生，双方皆大欢喜，一拍即合。这里面，并无恩德诚信可言。

欧阳修因此叹息说：“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清代大儒王夫之对欧阳修的分析非常赞同，并作了补充：死囚其实是逃无可逃，必须回归监狱。他说，唐太宗之世，法令严密，乡民之间，什伍连坐相保，宗族亲戚比邻而处，囚犯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王夫之坚信：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

即“纵囚”事件有伪有诈，并不值得过多赞誉。

最后补一句，唐太宗有治国大才，确称得上千古一帝，但他好名已是史家尽知之事——因担心身后名声受损，曾专门向禇遂良、房玄龄等人索要国史书稿，为千古丑闻。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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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评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

开国伟人对这两部书推崇备至，其中曾通读了《资治通鉴》十七遍。他无限感慨地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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