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洛阳定鼎北路与唐宫东路、中路交叉处出土的建筑遗址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报告，推断该建筑在隋唐至北宋时期经历代沿用、改修，历为隋武安殿、唐武成殿（后更名宣政殿、贞观殿）、五代—北宋文明殿，是洛阳宫西辅轴线上最为重要的建筑。这一殿堂反映出从满堂柱到减柱造，从殿前廊到殿前月台，从东西侧道到独立中央御道，从东西廊道到东西配殿，再从独立配殿到柱廊相连的变化过程，为研究唐宋建筑格局、形制以及木构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宫室制度的讨论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隋武安殿、唐武成殿，后改建为北宋文明殿，是洛阳宫西辅轴线上最为重要的建筑[1]。隋初建洛阳宫时，武安殿即与中轴线大业殿、东辅轴线文成殿构成“品”字结构，属宫殿三朝建筑的核心区域[2]。唐以后该殿先后名曰武成、宣政、贞观[3]，梁开平三年改文明殿，北宋因之[4]。

这是一座自隋唐一直延续至北宋的殿宇，是唐宋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发生地，文献记载相对丰富。而考古工作恰又发现了这一遗址，位于今洛阳市定鼎北路与唐宫东路、中路交叉处，并发掘出多个时期的建筑基址和遗存[5]（图1）。梳理和分析这座建筑的历史沿革和平面布局，可见建筑格局、形制及材料的发展变化，对唐宋建筑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为建筑与历史的关系、建筑空间的设计与使用等问题的探讨奠定基础。

图 1 北宋文明殿遗址平面拼合图（采自《北宋西京城市考古研究》）

《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和《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中涉及隋武安殿-唐武成殿-宋文明殿这一建筑（图2）。相关建筑遗址包括：（1）圆形建筑基址、七号建筑基址及周围地坪堆积，出土铜钱只有隋五铢钱（第6层）[6]。（2）五号、六号建筑基址和二号庭院建筑基址及周围地坪堆积，出土铜钱有唐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第5层）。六号建筑与上述圆形建筑（即天堂）的建造年代相近[7]。（3）三号、四号建筑基址和一号庭院建筑基址及周围地层堆积，出土铜钱为唐开元通宝（第4层）。三号、四号建筑的使用年代相近，约为唐代中晚期[8]，可能延续至晚唐至五代时期[9]。（4）一号、二号夯土建筑基址和周围地层堆积。在二号建筑基址夯土台基中出土的铜钱有唐开元通宝和宋景德元宝、太平通宝、天圣元宝、天禧元宝等（第3层）。一号建筑和二号建筑是时代最晚的前后两座殿堂式建筑，都是北宋时期西京洛阳城的重要文化遗存。一号建筑的建造时间可能已到北宋初年[10]。二号建筑基址夯土台基周围地层中包含不少宋钱，其中“圣元元宝”铸行于宋徽宗时期。这表明二号建筑的建筑年代应不早于宋徽宗时期[11]。一号建筑西部发现有宋代基址，在探方GT837内，由主殿、东西向廊道和南北向廊道组成[12]。其中，七号、六号、三号、一号建筑遗址依次叠压，反映了同一座殿宇不同时期的面貌。

图2 建筑遗址地层示意图

根据上述梳理可知，几组建筑的相对早晚关系比较清晰，考古报告对其建造、使用和改建的大致年代也有一定的判断，但仅给出了时代范围，尚未与文献相对应。这些建筑遗址的形制与其时代、功能的关系并不清楚，遗址本身也无法与历史事件相关联。本文试根据考古地层和遗址的用尺情况（平面柱网、台基尺寸、砖瓦柱础等方面）初步分析遗址年代，继而从遗址现象出发，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还原不同时期建筑的建设、修复、改造或重建过程，并探讨其改造原因及建筑功能和空间的关系。

一、隋武安殿（七号建筑）

位于建筑基址最早的地层中。中心为夯土台基，残高1米，为红褐土夯筑而成。夯土台基下面预埋整齐的基石。这些基石都是长条形石板，有两块为一组的，也有一块一组的，它们的行距、间距都是5米左右。青石板与上面磉墩相对应。这些磉墩间距各以中心点计为5米[13]。

由于《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图一四中绘制了青石板较为准确的位置和形制，本文不简单以磉墩间距5米为基数，而是以考古发掘的殿址东半部青石板为基础，核算建筑轴线，进而获知开间和进深尺寸。考虑到磉墩和青石板有破损和偏移，故以平均值计算建筑轴线。南北方向轴线以夯土台基北界为基准线，测算各青石板中心点与基准线的距离，进而测算平均数。东西方向轴线以考古发掘所设中轴线为基准线，测算距离和平均数。在此过程中，剔除偏差超过两个标准差的数据，再次求平均值。以测算出的平均值作为平面尺度的理想值，进行用尺计算（附表1、2）。经测算，七号建筑当以1尺=29.5厘米为标准用尺（附表3、4）[14]。

附表1 七号建筑开间数据计算表

附表2 七号建筑进深数据计算表

附表3 七号建筑开间用尺测算

附表4 七号建筑进深用尺测算

隋唐时期的用尺制度较为稳定，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开皇尺（29.5厘米，大业二年以前）、大业尺[15]（24.6厘米，大业三年[16]至隋末）和唐尺（29.5厘米）。将《大业杂记》记载与洛阳城宫城考古发掘数据对比，其1400步对应2100米（1尺30厘米），500步对应725米（1尺29厘米），可知洛阳宫营建使用的是开皇尺（1尺29.5厘米）。这与洛阳城建成于大业二年（即隋炀帝改度量衡之前）的记载相吻合。根据文献记载，隋代洛阳宫初建时，已建有武安殿[17]。那么，七号建筑应与隋洛阳城同期建造。

至唐代，这座殿宇改名曰武成殿，仍作为重要殿宇使用，如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太宗赐宴[18]、永隆元年（公元680年）高宗殿试[19]、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为武则天上尊号[20]，等等。直至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众多隋代始建的殿宇都已倾颓，唯此武成殿仍光色如新，继续沿用。“……洛阳宫室，皆隋朝营制，岁月久远，方有隳颓。楼阁内殿，凋落者众，补一坏百，无可施功。唯此武成，确然端立，土木丹彩，光色如新……”[21]。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则天下令拆乾元殿，建明堂，十二月明堂建成，其后建天堂[22]，是时隋武安殿（唐武成殿）尚存。与此相印证的是，考古发掘发现，七号建筑基址紧邻圆形建筑基址（武则天天堂遗址），二者位于同一地层，且七号建筑基址向东有踏道通往圆形建筑基址，也说明二者曾同期存在且有交通联系。

综上可知，七号建筑——隋武安殿作为洛阳宫大内重要殿宇，自隋代建成后一直沿用至武则天时期，唐时被改名为武成殿。

七号建筑设满堂柱，柱网均匀，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其“东西门阙”值得特别注意。在七号建筑中心台基与东侧道之间发现东门阙，东西宽5、南北长约4.5米。东门阙西南角发现柱础[23]，地面铺设方砖，南界平铺石板，外侧与东侧道之间有石砌排水沟。这一区域面积仅20平方米，如此狭小的空间对于大型宫殿建筑，特别是武成殿这样的大内重要朝仪建筑是不合适的，即使被用于殿前过渡空间，也显得过于局促。

那么其建筑格局和形制是否有其他可能？东门阙西南角所存柱础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这枚柱础为素面覆盆式，边长0.6米，配套木柱当使用套顶榫[24]，柱榫直径0.2米[25]。柱础朝东西两面开卯口，可知这根柱子与东西方向均有联系，而与南北方向联系不多。这说明，该木柱与大殿主要构架（向南）间关联不多，空间支撑较弱，故需要使用套顶榫，同时向东西方向皆有所扩展，因此它并非东阙的西界，而是沟通东西的一个节点。那么，在两阙之间应该也有一个进深与东西阙一致的平台，并与其连为一体。这样，在建筑前檐之外形成了一个面阔约20、进深约4.5米的空间（图3）。我们就不能再称其为“阙”，而应该重新定名并考虑其使用功能。

图3 七号建筑前檐空间分析图

参考敦煌莫高窟中隋唐时期的壁画作品，建筑外围有一些平面呈前凸的平台，然这些平台多设勾栏，是典型的殿外空间。但七号建筑的柱础有东西向连接的，该位置以南为东侧道，若作勾栏，向东则为南北通道，应只有向西的连接才合理。结合该区域内铺方砖，且外围有排水沟的现象，推测其上部有梁架屋檐，是主体建筑的附属部分。这个殿前空间更像是凸出于中心殿基的前廊，或为文献中的“轩”[26]。但这样的建筑形象在考古材料和隋唐时期的图像资料中极为罕见，其构架方式及与中心殿堂的关系，尚待更多资料辅以研究。

综上，七号建筑基址的建筑平面格局有如下特点。

一是殿内施满堂柱，柱列有明显的轴线对位关系。柱础的结构是，最下一层为长条形青石板，有两块为一组的，也有一块一组的，与上面的磉墩对应。这样的做法，与隋仁寿宫37号殿址[27]下部承础石的做法相似。

二是中心台基两侧为东西配廊，东配廊前发现甬道。东西配廊南界较中心台基略向北缩进2米，这应该是当时比较典型的形制[28]。这种东西配廊较中心大殿前檐后移的做法，可能是由于廊庑进深、体量、铺作出跳等皆小于大殿，故略退后作为附属建筑依附于大殿两侧（图4）。

图4 中心殿宇与左右配廊关系示意图

三是中心台基南侧设有附属于主体殿址的前廊空间，可能与文献中的“轩”有关。考古发掘显示，由东西侧道可进入前廊区域。这样的做法与大明宫麟德殿前殿南廊[29]相似，只是隋武安殿的前廊仅面阔五间，为局部前廊。不过，若这一区域确为“轩”，则折槛下为龙墀，当不存在中央御道，而考古报告指出，存在中央御道痕迹[30]。因此，其建筑实际面貌尚有待更多材料方能揭示（见附表4）。

二、唐武成殿（六号建筑）

六号建筑与七号建筑形制接近，皆以中心殿址为核心，两侧为东西廊房，只是局部进行了一些改造。将七号建筑的中心台基南边向北收缩1.5米，改为前檐门阙、散水，东、北、西三面，各向内收缩3.2米，增置回廊。回廊后壁以条砖平铺顺砌于夯土台基外。

东廊房形制特殊，南面不设墙体，前设与其面阔相等的莲花纹方砖慢道。东墙和北墙做厚夯土墙与后院相隔。西端与中心台基衔接处有一踏道，连接东廊房与中心建筑（图5）。

图5 六号建筑前檐空间分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