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赵国位于今日河北及山西一带，与燕国并肩于北境，都处在抵御外族的前线。

赵国有三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可以说明在抵御匈奴方面有着相当卓越的战绩。

第一个胜利的关键人物就是著名的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

赵国的地理位置使国人与游牧民族的接触非常频繁，赵武灵王得以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而这仅仅是赵国“胡化”的一个标志——没错，向游牧民族转变。

这以后，赵国境内出身狄夷的大批武人得到任用，全国上下也掀起了更猛烈的尚武风气，所以后来得以西略胡地，至榆中，又先后平定三胡，辟地千里。

而第二个人物，赵惠文王这个君主本身可能没那么闻名，但他在位时，赵国文武大将是大名鼎鼎的廉颇与蔺相如，可见赵国国力强健一时——二十六年，赵军大败东胡取欧代地。

第三个人物则是赵悼襄王时的边将李牧，此人功名卓著，可谓赵国的擎天之柱，曾率军大规模反击匈奴，斩杀匈奴10余万骑兵；也是他在对抗匈奴的时候，玩了历史上著名的“美马计”：在匈奴的马场附近豢养母马，让母马日夜嘶鸣，引诱大批匈奴良马飞奔而来。

战国时期，特别是北境，战马可是极其珍贵的战略资源；李牧还有种种奇计轶事，此处不赘述，总而言之，李牧身为赵国当之无愧的战神，成功地收拾了匈奴。

但汉朝身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好像在对抗匈奴这方面很是说不过去。

武帝之前，从汉朝的祖宗刘邦开始，西汉都要以宗女名为公主，嫁匈奴单于为妻；赠送金、絮、缯、酒、米等物于匈奴；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贸易。

和亲和防御在国威和国库上都是消耗，而这样的和亲防御政策持续了百年之久，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莫过于“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昭君，搞得后代文人一提起和亲就摇头，明朝更是打死不愿意送公主出远门。

赵国和大汉在国力上似乎是不可相比的。但要明白，这仅就古代国家最主要的要素——疆域和人口来说的。

就军事力量这一决定大汉和匈奴谁低头的核心要素，其实赵国未必比西汉早期差。

赵国自从推行胡服骑射以后，整个国家的发展是根本性的。经济上国家更趋于游牧经济，政治上胡人精英加入权力高层，推动了国家的文化和政策转变。胡人重义尚武的精神也传播开来，所以后代常说燕赵之地多义士，北方人的豪爽脾性也有所萌芽。

整个国家在经常为生存而作战的情况下完成了军事力量上的蜕变，这样的土地也养出了众多名将，使得从君至民都勇武善战。强力的人民组成的军队，再遇上能干的领导人，击退匈奴的要素就齐了。

然而西汉早期首先面临着楚汉之争后，经济上的衰退和政治上的混乱。汉高祖时期，君王都不能凑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大臣有的只能坐牛车上朝，那你猜战马又是什么情况？

没有战马，步兵面对骑兵就是天然的劣势，更不提粮草等必备物资在百姓都吃不起饭的时候能不能准备齐全了。

政治与经济的疲惫不同，反而先是七王之乱，然后吕刘之争，在几任君王先后短命而死或朝立夕废甚至活活被母亲吓疯以后，自文帝开始，中央才慢慢稳定下来。

比起赵国击败匈奴时期厚积薄发的国情，西汉前期必须面对如此广阔疆域的百废待兴。

另一个原因则如宋朝，宋朝在国力尚可的时候，面对外族侵略，也宁可选择缴纳钱财而不打仗，除去宋朝时汉人生气与尚武之风大不如前的原因，缴纳的钱财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的财政而言，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

所以汉朝也愿意在打不起仗的时候花钱买平安，或者送几个女孩子。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则是战国时的匈奴与汉朝时的匈奴情况也不相同。

秦末大乱以来，匈奴的活动范围比起战国时期空前扩大。赵国时期，匈奴主要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作战，所以赵国的手段则是在边境集中大量驻军，但在汉朝这样的办法明显不适用。

首先大量扩充各州边军，财政负担沉重；更重要的是汉朝时中央与边境的距离非赵国可比，大量屯军容易造成权力分散，养出权将，威胁中央。所以汉朝边境上每个小的地理单元都只能在匈奴入侵的时候先顶住，等大军来援，这中间又横生种种枝节，效率不高，除非朝廷稳定而且铁了心要打匈奴，否则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总之，赵国与匈奴的单次战役规模大，但汉朝则是长时间长战线的鏖战。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我华夏抗击外族的铮铮勇武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