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大奎

楚汉争霸期间，群雄角逐，他们身边的谋士也大展其才，显示了自己敏锐独到的卓越谋划能力，可谓"上兵伐谋"，从而"四两拨千斤"，直接左右时局的变化。

如刘邦采纳了陈平的"六出奇计"，从而脱困转危，迅速扭转被动的局面，为开创西汉稳定西汉夯实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然，才能不亚于陈平的蒯通，史称韩信手下第一谋士，虽帮助韩信灭掉齐国，得刘邦恩封齐王，却未能劝说韩信拥兵自立，导致功败垂成，无奈之下，只得佯装病癫，悲情地离开了自己忠心耿耿辅佐的韩信。妇人之仁的韩信，后来也落了个凄惨的结局。

这是为何？不妨从蒯通的生平说起。

一、蒯通其人

有秦末汉初纵横家、辩士之称的蒯通，原名蒯彻，据说是范阳人，出生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定兴，具体出生时间、家庭情况不详。

只知道他闪亮登场时，大约是公元前209年的秋天。因大泽乡起义的陈胜称王后，令手下武信君武臣征伐范阳。为了范阳百姓免遭战火的生灵涂炭，蒯通先以"传送檄文"之策说动范阳令徐公举城归降，又以"安定千里"之谋劝说武臣厚待起义归诚的徐公：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便会恩泽燕赵大地，轻松实现你武信君北上的目标。

果然如蒯通所料，当武臣隆重迎接徐公的归降后，燕赵大地三十多座城市迅速向武臣大军投诚，为武臣建立赵国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漂亮登场的蒯通，仅凭三寸不烂之舌的斡旋之术，便成功化解了一触即发血流成河的战争。他的策划能力由此成名，开始在刀兵四起的秦末乱世崭露头角。

二、投奔韩信

刘邦手下大将军韩信占领燕代地区后，欣赏韩信不凡军事才能的蒯通，那时正在项羽那里效力。因项羽没有采纳蒯通的好友安其生（也是很有才能的谋士）有远见的谋划，蒯通认为项羽更多的就是力拔山兮的武夫，也就没有接受项羽的提任，转而投奔韩信帐下。

在蒯通看来，虽说韩信现在隶属刘邦集团，但他手握重兵，已平定赵、代、燕三国，继续进军的话，齐国也将收入囊中。届时韩信的实力必将走向巅峰，可望一统山河建立新的封建王朝。

蒯通也将以顶级谋士之功光耀千秋，成为当世最耀眼的智囊之星。

于是，带着这样美好寄望的蒯通加入韩信的智囊团后，不久就因为卓越的才华得到韩信赏识重用，得授"第一谋士"的称誉，可以随时随地向韩信建言献策，不受任何阻扰。

由此，蒯通便在韩信帐下迎来高光时刻。

原来韩信正准备挥师讨齐，听说刘邦已派谋士郦食其成功劝说齐国归降，便打算收兵还朝听候差遣。关键时刻，蒯通便以汉王没有下令收兵为由，极力劝说韩信继续出兵，唯有拿下齐国，才有将军进退自如的空间。

这就是蒯通步步为营的大韬略：乱齐之策。

采纳此计的韩信，果然平定齐国之后震住了楚汉相争的刘邦项羽，受困荥阳的刘邦只得安抚韩信，册封他为货真价实的齐王，项羽也赶忙派人来游说韩信，要与他结盟。

三、蒯通"三分天下"之策

这时候的韩信，真正决定着天下的走势。

他站在项羽那边，项羽也就不费吹灰之力平定天下；他继续站在刘邦这边，打败项羽也是十拿九稳。

若韩信造反自立，必然是"三足鼎立"，待天下有变，再统率大军平定项羽刘邦，也极有可能。

不得不说，蒯通深思熟虑的"三分天下"之策，确是对时局分析得最完美、最有效的千古谋划。若韩信采纳了此策，再不济，也会与项羽刘邦平分秋色，不至于后来落了个被刘邦夷三族的悲惨下场。

只可惜军事才能过硬的韩信政治才能偏弱，他最终没有采纳蒯通这一远见卓识的"三分天下"之策。

原来历经坎坷的韩信实乃厚道之人，他因得刘邦重用有了大展身手的平台，能称王就是最大的满足，根本没有问鼎天下的雄心壮志。

在韩信看来，刘邦对他有知遇之恩，除非刘邦对他赶尽杀绝，他是不会谋反的，若现在背信弃义拥兵自立，无异于决裂，有违自己的内心道义。

韩信的这份善良，最终也决定了他不愿自立图强的霸业。

蒯通见韩信决绝如此，才明白他与韩信终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韩信如此妇人之仁，将来必定没有好下场，便决定不再为他服务，当即佯装疯癫而去。

四、后记

没有蒯通辅佐的韩信，便一心一意继续效力刘邦开创西汉。韩信的悲剧果然如蒯通所料，不久便被刘邦打压，不仅兵权被收贬为淮阴侯，后来还被吕雉骗杀，冤死在钟室之内。

一代"兵仙"就这样倒下。难怪他临死之前大呼没听蒯通之言，但世间没有后悔药，厚道的韩信只能为他的选择买单。

才能不亚于陈平的蒯通，原本向韩信所献的计谋，的确是攻守自如精妙绝伦的好计，足可决定天下大势的走向，至少可以确保韩信的结局不会那么悲惨。

只可惜蒯通服务的主子韩信，并不是君王之才，就是雄霸一方的军事大佬罢了。

所以，没有跟对人的蒯通没有陈平的幸运，只得悲情离去。

还好的是，蒯通的命运最终还算不错。当韩信被夷三族时，刘邦欲问责烹杀他，蒯通以"当时效忠韩信，不知高祖"的辨才成功解危，刘邦赦免了蒯通，无罪释放，后来蒯通得到曹参的礼遇，奉为上宾，终老一生。

由此可见，即便都是顶级谋士，差别也很明显，跟对了人，也就无往而不前。跟错了人，只能望洋兴叹了！

是为记。

作者：李大奎，七0后，法学学士，贵州湄潭人，红学与汉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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