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盈则亏，法久终弊”，任何一个制度如果持续的时间过长终会出现弊端，1905年沿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因弊病丛生被宣布废除。毋庸置疑，科举经过长久的运作之后，已渐渐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选才的死胡同里去了。在清末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大多数人都认为似乎只有废除科举才能发展近代教育。

科举废除这一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对科举制予以全盘否定。事实上，废除科举以后统治者又面临了新的难题，由于缺少选拨和任命文官的标准，一时间，讨官跑官、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等弊端随之而来。有很多学者还认为，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并不见得优于科举制，甚至还不如科举制。

作为清王朝自发进行的一次变法，废科举深刻地影响着其后近百年的国运兴衰与社会变迁，可谓是唐宋以后民国以前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制度变革。

科举制的戛然废止引发了急剧的社会震荡，从文化层面上看，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从政治层面看，科举之废使得人心与政局都迅速陷入混沌状态。作为科举社会的主角，知识分子在科举被废后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心酸的悲剧，从此不得不面对一种起伏跌宕的命运。

于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出现了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人”，成为社会政局稳定极具破坏力的“游民阶级”。就制度而言，废除科举并非是有效的改革。因为废除科举非但没能达到“补救时艰”、挽救政局的目的，反而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官员选任制度真空。

在清末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批判科举制度是祸国殃民的制度，是清朝衰败的主要原因。持这种看法的大抵都是空谈言论者，如果将中国的衰败归结于科举制度，那么没有科举制的中国或许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就走上了穷途末路。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闭关锁国，若是自主地开放门户，维持公平的人才录用制度，保持与世界同步，那么，毫无疑问，科举考试的内容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改进。

胡适先生对科举制有着很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可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的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

胡适还说：“经过科举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是属于某一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都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

在谈到戊戌变法时，胡适认为：“康梁变法的时候，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国文化，不知道紧要的什么。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公开的用人标准。”

显然，我们以往在科举评价中存在很多误区，如“科举无法选拨真才”、“科举考试不公平”、“科举造成中国落后”、“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等等言论。实际上当废除科举制后，很多人站出来为科举平反，认为古代的科举制的正面评价要远远多于负面评价。

尽管科举制度有其正面积极的一面，但到了清末那个时候确实也是必须废除，为提倡科学让道，因此说废除科举这一主张并不错。错就错在清政府在实施中显得过于匆忙，没有适时地推出一套用人、选官的标准，这是也废除科举制后留下的最大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