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尽管鸦片战争之败道光帝负有主要责任，但具体经办者也脱不了干系，时任两江总督的耆英在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欺上瞒下，一味妥协退让，致使国家利益受损。当然，这样一个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道光在世时，耆英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咸丰即位后，即亲笔朱谕历数耆英“畏惧无能、抑民以奉夷、惘顾国家、丧尽天良”，将其从正一品大学士降为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就这还是咸丰帝大发慈悲，从宽处理了。

耆英受到处罚后，不但不知悔改，心中充满怨气，他竟公然书写楹联：“先皇隆褒，有胆有识；时皇罪过，无耻无能”，借此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懑。小鬼骂城隍，岂不是找死吗？当时的专制制度下，耆英如此大胆，确为寻死之道。八年后，耆英被赐自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咸丰八年（1858年）初夏，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不久兵抵天津，京师震动。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和。桂良、花沙纳从未办理过对外交涉事务，面对英法联军的蛮横态度，恃强要挟，竟至一筹莫展。

巡防大臣惠亲王绵愉以耆英较为熟悉外国情形，且为外国人所信任，上奏咸丰帝“弃瑕录用”，耆英本人也表示愿意。咸丰帝遂再次起用耆英，授予侍郎衔。但耆英万万想不到，由此，他走上的不是重新崛起的光明坦途，而是通往黄泉冥府的不归之路。

当时，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先由桂良等人出面答应英法提出的一些条件，如英法表示满意，即可签约议和；如英法仍不满意，可由耆英再行允准几条，这样外国人或许即可就我范围内满意签约。或者由桂良、花沙纳对英法提出的各种要求先行拒绝，然后再由耆英出面调和。

但是，英法议和代表，不但不对耆英抱有任何好感或信任，反而对其表示出特别的不满和鄙视。原因是他们攻占两广总督衙门后，缴获了一些清廷官方档案，其中即有耆英向朝廷报告其如何欺蒙、敷衍、控驭“外夷”的奏折。

在议和的过程中，英国人拒绝与耆英会面，并拿出耆英的奏折，交给桂良、花沙纳等阅看。耆英当时被搞得很狼狈，窘困异常，无法继续参与对外议和谈判，随即他便离开了天津返回京城。

按照耆英的说法，此次对外议和，事关机密，且外国人耳目众多，不能以书面形式上奏，因此必须亲自回京向咸丰帝报告。桂良、花沙纳也认为英法对耆英颇为不满，他们对耆英的鄙视、报复，事关清廷尊严，奏请咸丰帝允准耆英进京面陈夷情。

但是耆英在未获咸丰帝允准之前，即擅自离开天津返回京城。咸丰帝闻讯后大怒，以耆英办理夷务，实属无能，于大局未定之时，“不候旨擅自回京，实属自速其死”，他命僧格林沁将耆英锁拿。惠亲王绵愉因保举不当，自请处分，同时奏请将耆英审讯后即行正法。咸丰帝命恭亲王奕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共同审讯耆英。

奕等人从大清律例的角度出发，认为耆英不候旨即自行回京，确属冒昧糊涂，不合情理。但是，耆英并非统兵将帅，而且私自回京也是担心议和决裂。遍查大清律例，并没有对清廷大员无旨擅自回京应做如何惩处的专门条文，因此奏请咸丰帝，将耆英定为绞监候。

不过，时任理藩院尚书的肃顺从振刷政治的角度出发，上奏咸丰帝：耆英的供词多为巧饰之词，并无不可在奏章内奏陈的机密之事，显然是居心巧诈，对于这样的无能者，应该即行正法。最终，咸丰帝下令耆英自尽。

有不少人认为肃顺坚决主张处死耆英，难免有挟私报复的成分。不过，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无论是咸丰帝也好，肃顺等人也罢，他们之所以要罢斥穆彰阿、处死耆英，主要是治乱世用重典，是整治吏治的政治需要。更何况，这个耆英本就该死，让他白活了十多年已经算是便宜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