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称谓上面十分讲究，尤其是官场之上，如何称呼对方事关尊卑、礼仪。官场上的称谓历来也最复杂，很多叫法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称王羲之为王右军，称高适为高常侍等。那么，古代官场上的称谓是否有迹可循呢？

第一种是直接以官衔相称

比如在《史记》中就有《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这里指的就是汉初开国功臣萧何、曹参二人的传记。因为萧何、曹参曾任丞相，故而司马迁以萧相国、曹相国相称。

再如《三国志》称王修为“王别驾”，这是因为王修当时任青州别驾。又如《儒林外史》中称汤奉为“汤知县”，是因为他担任高要县知县。

这种以官衔名直接称呼按说应该是主流，什么人担任什么官职，以其官衔称呼简单易懂，合情合理。可事实上，古代的官称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古代的官衔很多都是三个字以上的，在日常称呼中较为不便。

以明清时期来说，有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布政使、按察使等官衔，如果称“李左都御史”、“张布政使”，这显然就很拗口。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二字相称，即用简称（也称省称）。

另外，自唐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官场称谓中，一般又不直呼其实际的官衔，而习惯用古代相应的官衔简化之后作为代称。

第二种是简称

如上所述，古人以官衔相称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用二字简称。杜甫有诗云：“清新庾澄开府，俊逸鲍参军。”这里的“开府”指的就是“开府仪同三司”，“参军”是指“前军参军”。这类称呼在古代十分普遍，很多史料中都用这种方式称呼某人。

杜甫自己也被后人称为“杜拾遗”，这是因为他担任过左拾遗。又因他当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他的诗文集也就被称为《杜工部集》。

宋代时著名的大文豪苏轼，曾任端明殿翰林学士，故称其为苏学士。这些简称当然在诗文中也很常见，如欧阳修给苏轼的诗中就有这样的名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这里的“翰林”指的就是李白，而“吏部”指的就是韩愈。

第三种是用古称

所谓的“古称”是指唐宋时期，习惯以秦汉时期的官衔相称，比如称县令为“明府”，称刺史、知府、知州为“太守”，这些称呼都是汉代的官名。

到了明清时期，官场上很快掀起了一股复古风，在官衔称谓上都用古代相应的或高一级的官衔相称。我们在很多明清小说，或是明清史料中都有相关的记载。如《儒林外史》中就有“王观察”、“王太守”这样的称呼。实际上清代并无这样的官衔，“观察”好比是道员，太守就好比是知府。

再如，清代本不设宰相，内阁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级，所以称大学士为“相国”，如很多史料中就称李鸿章为“李相国”。其实，相国也是汉代的称呼，因其与大学士类似，故有此称呼。

第四种是爵位称

古代的一些高级官员，不仅有官衔而且还有爵位，因此习惯以爵位相称。比如韩信的爵位是淮阴侯，张良是留侯，所以司马迁将他们二人的传记称为《淮阴侯列传》《留侯列传》。

再如三国时期的名相诸葛亮，他的爵位是“武乡侯”，因此后人都将诸葛亮称为“武侯”，纪念他的祠也称为武侯祠。还有明代著名的谋士刘基，朱元璋开国大封功臣时，封刘基为诚意伯，故而他的文集就叫《诚意伯集》。

清代时爵位大多是封给八旗贵族，汉人中得爵者不多，因此以爵位相称的风气并不十分盛行。唯独在宗室之内较为常见，如称多尔衮为睿亲王、奕为恭亲王等，这些都是以爵位相称的典型例子。

第五种是地名称

以地名来称谓叫做“地望称”，这在古代时比较常见的一种称谓。比如柳宗元是河东人，故称柳河东，王安石是临川人，故称王临川。以出生地之地名为称在明清时期用得最多，也最为普遍。

如嘉靖朝奸臣严嵩是山西分宜人，所以称严分宜；弘治朝名臣刘大夏是湖南华容人，故称刘华容。这样的称谓在史料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对此不加以了解，那么读者自然不知所云。

当然，以地望称最为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清末时期的一副对联，联曰：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里所说的“合肥”指的就是李鸿章，而“常熟”指的就是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