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一个人物是非常出名的人物——康有为。对于他的一生，后世的褒贬不一，有人称颂他是改革家，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说他的行动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也有很多人批判他，认为他是保皇派，是政治的领袖，行动的矮子。

其实客观来看，作为身处世纪之交、时代更替临界点的人物，康有为虽有爱国情捷，也算得上时代的弄潮儿，但其所处地位以及眼光的局限性，导致他的行动和立场缺乏成熟的思量。

他的局限性，从他于1895年发动的“公车上书”事件中就可以看出，他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提出了一条让后人觉得十分荒唐可笑的建议（预言）——“迁都定天下之本”。

第一次建议迁都西安

光绪二十年，也就是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问题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甲午战争，结果是日本在战场上连战连结，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议和缔约，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不但要向日本割让大片中国领土，还要赔偿日本巨额经费，这是晚清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耻辱外交。虽然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已在合约上签了字，但依然有许多有血性的国人，接受这种耻辱的条款，发出抗议，希望与日本决战到底。

这群血性的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关心国家安危的书生，其中就有康有为。康有为和梁启超趁进京应试的机会，集结1300多名十八省的举人，于当年农历四月初八，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愿，史称“公车上书”，是对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反对，“公车”正是指举人进京应试。

这封“上今上皇帝书” 全文有一万八千多字，有1200多名举人连署。其中提到的主张概括起来大约是四条“拒和、迁都、练兵、变法”。

这些举人上书的目的是希望清政府撕毁《马关条约》，拒绝与日本和谈，与日本一战到底。康有为在上书中提出了要“迁都定天下之本”，并且表明了他建议的新都，他在上书中也分析了原因：

首先是认为北京作为都城，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在发生战乱时，是易攻难守之地。早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战胜清军之后，就曾登陆天津，由天津长驱直入直逼北京，迫使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

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日军从山东和东北两个方向夹击，也使京城的安危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另择他址定都好像是必然的。

对于新的都城应该迁往何处康有为在上书中也提出了他的两个考虑，他认为如果清政府同意并坚持变法，那么新的都城应该选在沿海城市，这样有利于加强与海外的联系，实现对外贸易需求。

这个选择当然是建立在国力强盛，有强大军备支持的条件下。退一步说，没有强大军队后备力量保障、并且实施变法的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康有为认为，保险的做法是将新的都城迁往西安，这样可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避免敌人长驱直入，延长敌人的入侵时间。

于当时情况最为直接的是迁都内陆的西安，可以远离辽东日本军队的威胁，到时市站适合，还可以从长计议，因此他说“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

其次，身为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根深蒂固的文人，他是相信堪舆之说的，他运用自己所学，提出了他认为北京的风水不好，已经不再适合做帝王之都，甚至到戊戌变法期间，他还发表“精华殆尽”、“地气当已泄尽”的言论。

这也是康有为思想局限性的一个表现，他一方面提倡西学，另一方面因为时代的局限不能撇开传统文化的影响。

再者，此时的康有为已经开始显露出有意帮助光绪皇帝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他了解此时国家大权表面上是在光绪皇帝手中，实际早已落入慈禧太后的掌握，因此他试图通过迁都，能帮助光绪皇帝重新掌握大权，进而在国内推行维新派的变法，后便可能称霸亚洲。

可惜的是，当时康有为并不是朝廷官员，只是一个小小的举人，人微言轻，并且光绪皇帝当时就已经是被架空的傀儡皇帝，所以有史学家推测，当时康有为的上书并没有呈现到光绪皇帝面前。

于是他第一次建议迁都西安之事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次建议迁都上海

后来康有为第二次提出迁都，是光绪皇帝本人发生了一点转变，他不甘心于做一个傀儡皇帝，也想效仿日本明治天皇变法，重振国力，因此他想起了康有为等人，于是重新启用了维新派，因此康有为才有机会直接面圣。当然这一次康有为放弃了迁都西安的想法，而是建议光绪皇帝迁都上海。

他解释说，此前建议迁都西安只是与日本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并非最好的选择，此时皇帝愿意变法，中国强盛就有了希望，因此把国都迁往上海，将更有利于中国的自强，可能称霸亚洲。

而且他建议皇帝迁都上海的方式也非常可笑，因为深知朝廷中守旧派的势力根深蒂固，提出迁都之意，必然会遭到守旧派的顽固反对，因此他建议光绪皇帝以南巡为由，先行抵达上海，等到了上海，即刻发布诏书，昭告天下，宣布上海为国都，北京作为陪都。

迁都建议的荒唐可笑

话说康有为的两次迁都建议都非常荒唐可笑。首先建议迁都西安，对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来说，无疑是让大清国放弃对东北华北的控制权，这是丢掉东北的“龙兴之地”，清朝统治者如何能够接受？

其次，他建议迁都西安，是希望清政府与日本打持久战，这显然不是慈禧太后所希望的，她正是期望战争早早结束，才派李鸿章去签订《马关条约》。

第三，在清末几十年里，清政府与各国列强打的战争来看，清军整体情况与敌军悬殊巨大，屡战屡败，早已溃不成军，都城在北京上还有天津作为缓冲，若迁往上海，没有天然屏障，清军的水军又几乎没有防守能力，列强的先进炮弹恐怕要直接打入皇宫。

其实，当时的清政府闭腐败落后、苟延残喘，根本不是靠迁都，或者治标不治本的变法就能挽救的，康有为虽然力图学习西方，但其本身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局限，使其言谈天真不切实际，假设清政府真的听他的建议迁都，那只会落得劳民伤财、一败涂地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