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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个杀人凶手不仅住进了条件优越的监狱,能享用最新款的游戏设备,甚至还能考取大学学位,这样的监狱生活你敢相信吗?
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翼分子安德斯·布雷维克策划并实施了一起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事件。这场惨剧共夺去了77条无辜生命,更令人震惊的是,凶手事后毫无悔意,反而过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悠闲狱中生活。
那么,布雷维克为何会如此疯狂残忍?挪威政府又为何会以如此宽厚的态度对待这样一名冷血杀手呢?
7月22日的挪威首都奥斯陆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夏日的惬意。市中心的街道像往常一样熙熙攘攘,人们悠闲地走在街头,享受着平静的午后。可是,就在这平静的氛围下,奥斯陆政府大楼内一个隐藏的炸弹引信已经悄然计时,进入了最后阶段。
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响起,炸弹的冲击波瞬间摧毁了半径一百米范围内所有的玻璃窗和门。街头顿时一片混乱,浓烟弥漫,人们惊恐尖叫着四散逃离。此次爆炸造成了8人死亡,凶手正是安德斯·布雷维克。
人们还未从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中回过神,更为骇人听闻的悲剧正在另一处上演。
距离奥斯陆约40公里的于特岛上,布雷维克已经将枪口对准了那些毫无防备的孩子们。
当时,于特岛正举办由挪威工党青年团主办的青年夏令营,超过600名学生参与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政界家庭和社会精英的后代。
登陆于特岛之前,布雷维克做好了周详准备:他换上了官方警察制服,携带了两箱枪支弹药,并对船员谎称政府大楼发生爆炸,自己是受命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察。
学生们只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男子走近,许多毫无戒备的学生甚至跑向他。下一刻,布雷维克举枪射杀了第一个靠近他的孩子。
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少年根本不是布雷维克的对手。他挥舞着自动步枪,逼迫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然后疯狂扫射。还有学生跳入湖中试图逃生,布雷维克甚至用瞄准镜一个个锁定目标,将他们射杀。
这场枪击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警察最终姗姗来迟。此时,于特岛上已有69名学生惨死枪下,而凶手却毫无惧色,不逃跑也不抵抗,任由警察将其铐捕。
案发后,布雷维克的辩护律师透露,布雷维克原计划远不止这两起袭击。除了奥斯陆政府大楼爆炸和于特岛枪击外,他还策划了多起更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但因临时变故未能成功。
试想,如果没有意外阻止,又会有多少生命被这恶魔夺走?在震惊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探寻布雷维克为何走上这条疯狂杀戮的道路。
背负数十条人命,这绝非心理正常者所能为。布雷维克正是一个内心扭曲、思想极端的人。
袭击当天几个小时前,他在网上发布了名为《2083:欧洲独立宣言》的长篇文稿,名称本身已暗含种族主义色彩,具体内容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在长达1518页的宣言中,布雷维克详细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激进思想。
他出生于一个女性主导的单亲家庭,一岁后由母亲独自抚养。母亲和他的同母异父姐姐均为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母亲倡导的女权思想与极度宽松的教育方式深深影响了布雷维克,但这影响并非积极的。
布雷维克厌恶无纪律的自由,认为母亲“女性化”了自己,对女权主义充满了反感。他在宣言中明确提出,必须重建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夺回男性应有的权威。
这种对“男性气概”的渴望贯穿了他的成长历程,但因缺乏父亲的正确引导,最终导致其心理走向极端。
12岁时,布雷维克开始参与街头嘻哈文化,目睹了帮派争斗和暴力。奥斯陆多数区域被穆斯林帮派控制,他们进行盗窃、抢劫和暴力袭击,而更令他愤怒的是国家和社会对这一切的冷漠态度。
二战的阴影使欧洲社会深刻反思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形成了统一且包容的价值观,挪威自然也不例外。
在布雷维克眼里,挪威社会的宽容政策是荒谬的,学校教育孩子们说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然而他认为穆斯林实际上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却没人敢直面和反击。
因为反对穆斯林会被扣上“种族主义”、“法西斯”的帽子,挪威媒体拼命营造多元和谐的社会气氛,却忽视了穆斯林中的某些极端分子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
因此,布雷维克立志“改变国家体系”,以自己的极端方式反抗现状。
1988年至1993年,挪威经历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右翼思潮暗中滋生。
布雷维克最初加入了挪威最大的右翼政党进步党的青年组织,但三年后因理念不合退出。
进入21世纪后,西欧右翼极端主义开始崛起,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抬头,与布雷维克的思想不谋而合。
自2002年起,布雷维克开始筹备这次恐怖袭击,他花了五年时间积攒资金,同时加入射击俱乐部,开设农业公司作为掩护。
借助农业公司的合法身份,他顺利购买了爆炸物,未引起怀疑。
讽刺的是,布雷维克的公司位于莱纳小镇,那里就坐落着挪威最大的军事基地。基地士兵时常到镇上酒吧聚会,布雷维克偶尔也会与他们交谈。
被捕后,警方解释称,由于布雷维克没有加入任何极端组织且无犯罪前科,警方未能提前发现他的计划。
面对如此惨烈的伤害,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唯一能稍慰受害者及家属的,便是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那么,布雷维克的结局会是怎样?
在多数人看来,杀人偿命理应不容争议。但在人权观念极为先进的挪威,却有着不同的法律体系。
首先要了解,挪威以及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早已废除了死刑。他们将剥夺生命视为对人权的最大侵犯,因而无论布雷维克犯下多么滔天罪行,他都不会面临死刑。
2012年,布雷维克被判处21年有期徒刑。乍看之下,这刑期或许漫长,但他的狱中生活远非外界想象的艰苦和压抑。
挪威的监狱设施先进,秉持“惩罚自由,保障生活品质”的理念。囚犯拥有独立卧室、公共休闲区,监狱还配备篮球场、足球场,环境中点缀着绿植和现代艺术品。
换句话说,虽然剥夺了他的自由,但狱中的生活并非折磨和惩罚。
布雷维克在庭审时曾坦言,他宁愿死刑或重获自由,也不愿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
然而,重获自由显然无望,而他所谓的“宁死不屈”也未见行动体现。
服刑期间,他无忧无虑,闲暇时读书学习,甚至考入了挪威最著名的奥斯陆大学。
校方对囚犯身份不设歧视,除了限制上网和在牢房内接受教育外,其余待遇与普通学生无异。
2014年,布雷维克认为监狱生活仍显艰苦,开始绝食抗议。他提出要求:配备全新游戏机、更舒适的座椅、更好的散步条件,以及更自由的外界交流权利。
这些诉求基于挪威严格的人权法律,没有人敢轻易拒绝。
2016年,布雷维克又向监狱提起诉讼,声称遭遇了“不人道”和“羞辱性”待遇,要求政府支付4万美元赔偿。在法庭上,他甚至公开行纳粹军礼。
杀人不偿命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如今他竟然反咬一口,装作受害者,喊冤自己的权益被侵犯。
换做任何其他国家,这种诉讼不可能获胜,但挪威的司法体系却再次让人震惊。
布雷维克赢得官司的消息一经报道,立刻引发轩然大波。连素以“人权卫士”著称的法国《解放报》也公开质疑奥斯陆法院的判决逻辑,难以理解为何法官能无视77条无辜生命,做出如此判决。
这还不是挪威法律保护的底线。不久之后,布雷维克再次上诉,控诉被单独监禁,称这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
法官们再一次展现“宽容”立场,认为虽然他犯下恐怖罪行,但依旧享有人权,必须保障他的“合法权益”。
通过布雷维克事件,我们看到了欧洲价值观中的复杂与矛盾。类似的“圣母心”案例在欧洲并非个例。
强调人权无疑是正义,但人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人权保护应是双向的,杀人者也有人权,但这绝不能成为对被害者权利的最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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