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从一个太平天国的降将的位置，走到北洋水师的提督的位置，其过程实在毫无励志性可言，反而充满了清末官场的无奈。在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里，可能只有清朝才能出现重用丁汝昌这样的异常事件。可以说，丁汝昌的被重用，即是一场清朝官场博弈的悲剧，也是北洋水师的悲剧，同样是李鸿章的悲剧和大清的悲剧。

我们先来看看丁汝昌在崛起于北洋水师之前，他的人生经历。

丁汝昌也是个苦出身，幼年时曾上过三年私塾，但是后来因家贫失学，此后就一直给人打短工，干粗活儿、做豆腐为生。后来家乡闹了灾荒，他的父母先后病故，于是丁汝昌投到了太平军将领程学启的门下。由于作战勇敢，很得重用。1861年，程学启投降了湘军，成了“九帅”曾国荃的部下。这之后，曾国荃每次打仗，必让丁汝昌为前导，说是重用，倒不如说是让他去当炮灰。

安庆一战后，李鸿章成立淮军，程学启带着丁汝昌一起划归淮军阵营。丁汝昌统率骑兵作战英勇，很快就被升为了总兵。后来他与“台湾第一巡抚”刘铭传闹了矛盾，险些被杀，只能避祸回家。居家几年之后，丁汝昌又一次去投奔李鸿章，希望这位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能给自己安排个工作。

一番谈话下来，李鸿章突然觉得这个以前的骑兵千总非常的“可爱”。丁汝昌是安徽庐江县人，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两人算是同乡。而且丁汝昌为人踏实，对上司极端尊敬，甚至到了有些盲从的地步。李鸿章身处官场漩涡，为了办海军，几乎得罪了朝廷中的所有人，他非常需要有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人，作为自己手脚的延伸，去替自己办差。而丁汝昌无疑是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因此，李鸿章给丁汝昌提出了两点人生建议：第一、和刘铭传划清界限，不要去想入朝为官的事儿，安心给自己当心腹；第二、自己正在筹办海军，缺少统帅。如果丁汝昌能够去英国留学，以后海军统领的位置就是他的。

第一条建议，丁汝昌办到了。本来他就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人，在朝廷官场混没有资本和手段，不必费那个事儿；但是第二条建议，丁汝昌没有办到。让他一个只上过三年私塾的人留洋学习海军，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李鸿章也理解，于是帮他推掉了左宗棠给丁汝昌的调令，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

丁汝昌先按下不表，先说下北洋水师。

李鸿章作为晚清官场第一明白人，知道办海军必须要从人才抓起。于是他很早就办了船政学堂，从福建、广东等地招收了大量青年才俊进行培养。等到毕业后，他又送了一批成绩优秀者去英国留学。这中间就包括林泰曾、刘步蟾、萨镇冰、方伯谦等赫赫有名的海军将领。这些人留学之后开了眼界，见了世面，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很大改观。但是，他们终究是清朝选送的学员，必须要回来当海军军官。北洋水师成军之初，这些留洋学子都担任了各艘主力铁甲舰的管带。

但是，清朝的官场是个大染缸，哪怕再纯洁的人，也难以在这个混浊的大环境里独善其身。北洋水师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派系斗争。大致是两个“党”，一个是以林泰曾、刘步蟾为首的“闵党”，一个是以邓世昌为首的“粤党”。两个党派之间互相较劲，对战斗力有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留洋学生有了见识，和朝中那些暮气沉沉的老臣们根本不合拍，甚至于对李鸿章的指令都会提出质疑。李鸿章察觉到这些情况，于是不顾很多人的反对，强行扶听话的丁汝昌当了北洋水师的统领。

从以上的讲述可以想象，丁汝昌到了北洋水师，能是个什么情况。那些留洋的管带们自然看不上这个没喝过洋墨水的骑兵统领，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可是丁汝昌在这方面是有本事的，在他的管制之下，原本年少气盛的北洋水师竟然渐渐变得听话了。到底他是用了什么方法，反正笔者不是很清楚，但是应该和李鸿章的背后支持有关。

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这是丁汝昌的能耐。但是，这种能耐更适合当“政委”，不适合当统帅。他不缺勇敢，却没有大局观，过于听命于李鸿章，最后把北洋水师给搞没了。

从朝鲜东学党起义之后，日本和清朝的关系日益激化。或者说，是日本人的决战之心日益坚定。而清朝朝廷中，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向李鸿章，想看看他亲手打造的北洋水师是否真的亚洲无敌。但是对不起，仅限于看看。如果有问题，希望他们出手援助，那就别想了。李鸿章的同僚们把他看成升迁路上的对手，皇帝、太后把他看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都巴不得他在未来的一仗里有所损失。于是就有人说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

李鸿章当然知道，北洋水师和淮军已经成了徒有其表的摆设，状况非常悲惨，打日本很难取胜。那究竟惨到什么境地呢？简单说几条：北洋水师军舰舰体已经多年欠缺维护，性能已经大不如前；丁汝昌曾多次提到要装备速射炮，结果在其他大臣的捣乱下没有成功；北洋水师军舰所用的炮弹，生产于天津军械所，炮弹与主炮口径不符，装不进去；北洋水师引擎锅炉所用的煤，是开平矿务局的八槽煤，燃烧率低，煤渣多，煤烟大，让本就在航速上就处于劣势的北洋军舰更加缓慢。而反观日本联合舰队，他们的煤却是同样出自开平矿务局的优质五槽煤……看似强大的北洋水师，已经被清朝人自己折腾成了“海上仪仗队”。

李鸿章明白这一点，于是在甲午战争之初，他给丁汝昌的命令一直是“保船避战”。而丁汝昌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命令，放弃了主动袭击日军运兵船、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时机。如果北洋水师袭击运兵船，或者去日本本土骚扰，就会打乱日本联合舰队的节奏，进而掌握部分主动权。当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最怕的就是北洋水师来这一手，于是主动来了一招“声东击西”，不断派军舰侵扰中国海防，李鸿章只能命令丁汝昌来回补防，疲于应付。当初楚霸王项羽就是被刘邦用这一招搞死的，如今，北洋水师也走上了这条路。后来日本军舰闹得凶了，李鸿章干脆下令北洋水师只能在近海游弋。

按说，以刘步蟾、邓世昌等人的能力，应该不会不知道这种战略的危险性。但是在丁汝昌的压制和调解下，他们最终没有机会发声。等到了黄海海战的那一天，北洋水师已经是油尽灯枯，只能任人宰割了。于是丁汝昌自杀了，北洋水师没了，甲午战争输了，李鸿章去日本谈判，靠着日本青年的“配合”使了一招“苦肉计”，终于以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赔偿2亿两白银的代价，熄灭了战争之火。

我们不能说，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是有罪的，毕竟重用他完全是李鸿章赶鸭子上架。丁汝昌的能力和性格，根本不适合独立统领一直庞大的军队。也不能说，李鸿章是有罪的，他在所有人都敌视他的大环境下，没有办法有所作为。只能说，当时的清政府就是那个德行，在慈禧的带领下，明明已经孱弱不堪，却还是天天盲目自大，沉浸于自己的内斗之中。虽然说雪崩时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但是晚晴孱弱最主要责任人，还是在皇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