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篇微头条，说的是武德七年（624年），太子李建成谋反案，又称杨文干谋反案。杨文干在庆州起兵，秦王李世民奉命统兵平叛。

李世民出发后，在仁智宫内，齐王李元吉以及李渊的几个宠妃，便轮番为李建成求情；在朝堂，检校吏部尚书封德彝也为其到处游说。于是李渊改变主意，释放了李建成，并让他仍旧当太子，回到京师驻守，继续处理朝政。

李世民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英国人培根说“读史使人明志。”这两句话，道理有点相似，但李世民比培根早九百多年。

秦王李世民

重读史书，发现李建成谋反案非常蹊跷，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

《新、旧唐书·李建成传》《资治通鉴》：“上怒，托他事，手诏召建成，令至仁智宫。建成惧，不敢赴。”

太子舍人徐师谟劝李建成据城举兵造反；詹事主簿赵弘智劝李建成降低车服礼仪，轻车简从，前往仁智宫向皇上谢罪。建成听从了赵弘智的建议。

“行不到六十里，建成将他的从官留在毛鸿宾堡（地名），以十余骑往见父皇，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

一、李建成去仁智宫见父皇，没有必要胆战心惊。

李渊是以别的事情（托他事）召见李建成的，堂堂太子，为什么接到诏书后，像老鼠一样去见猫，如此诚惶诚恐呢？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李建成心中有鬼，听见父皇召见，心虚得很。

李建成是太子，受命在京师监国，他没有谋反的理由。如果他当太子的时间久了，有点急不可耐，也说不通。他

武德元年被立为皇太子，至今只有七年，

而且天下还没有太平，外部势力有突厥、吐谷浑虎视眈眈，国内还有梁国的梁师都没有平定。

即使李建成打算谋反，他为什么放着燕郡王罗艺、庐江王李瑗不用，却要用名不见经传的庆州总管杨文干呢？罗艺是唐朝少有的异姓王，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刺史，威震朝野。李瑗是李渊的堂侄，幽州都督。他俩都是李建成的支持者，势力比杨文干强多了。

再说，即使李建成指使杨文干谋反属实，那他为何要在事情败露后前往仁智宫，自投罗网呢？俗话说山穷水复已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李建成为什么不放手一搏，死里求生呢？况且泾州的罗艺，离杨文干活动的庆州、宁州都不到一百里。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建成被杀后，罗艺、李瑗因恐惧而造反，被诛杀。

第二，史书说得很夸张，故意凸显李建成造反的事实。

二、凡背负谋反罪的人，都没有好结果，但李建成却毫发无损。

谋反罪是十恶之首，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厚赏功臣，赐并州总管李穆可免百死，谋反罪除外。李渊赐首谋功臣刘文静可免二次死罪，谋反罪除外。李穆得以善终，刘文静被李渊强安了个谋反罪被杀。可见，谋反罪是不能原谅的。

李建成被告发谋反，只是软禁了几天，接着仍然回到京师当他的太子，继续监国处理朝政。李世民发兵讨伐李建成的心腹杨文干，平叛后，不仅没有向李渊许诺的那样，改立李世民为太子，而且还处罚了李世民的心腹杜淹，这太诡异了。

唐高祖李渊

谋反之事不能不了了之，总得有个交代才能安抚朝野。李渊低调处理，将太子府与秦王府各打五十板，归罪于两府幕僚，说是幕僚的劝谏不到位，因而导致俩兄弟不能相容。

李渊将东宫的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秦王府的天策兵曹杜淹等，流放到巂州（今四川省西昌市）。杜淹何许人也？他是李世民凌烟阁第三功臣杜如晦的叔叔。

至于劝李建成起兵的徐师谟，却没有得到惩罚，反而在李世民即位后，徐师谟出任晋州和梁州司马。

李渊为什么要低调处理，因为他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各打五十板是最好的方法，事出有因必有妖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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