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振鹏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讲述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旧制度，从中受益匪浅。我看这本书首先想先理清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的变化，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但是我感觉作者书中提到的一些知识对我了解民族主义是有帮助的。也可以解释现在的一种观点：将民族主义的兴起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乃是旧制度的产物，具体表现在御前会议、总督、取消城市自由以及巴黎的变化等多方面。

首先是法国的中央集权，但是托克维尔提出法国的中央集权并不是产生于大革命时期，而是旧制度时期。作者分别介绍了御前会议、总督、取消城市自由和巴黎的变化来说明中央集权是旧制度的产物。

御前会议，作者提到：在王权的中央，靠近王权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行政机构，所有权力都以新的方式聚集在这里，这就是御前会议。御前会议起源于古代，但是它的大部分职能却是近期才有的。御前会议在近期（临近大革命时期）是最高法院，又是高级行政法庭，根据国王的意识拥有立法权，对政府官员具有指导作用。而御前会议之所以不为人们所熟知是因为它消失在它身旁的王权的光辉中。御前会议如此强大，无所不达，但同时又如此默默无闻，几乎不为历史所注意。

总督在地方拥有实权，总督将与钱有关的事务都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这对中世纪的地方势力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总督也和御前会议一样隐藏起来。作者指出，这些官员（总督）虽然权力很大，但在封建旧贵族的残余面前却黯然失色，仿佛消失在旧贵族尚存的光辉中。正因如此，人民在那个时代很难看到总督。

城市的自由权在1692年开始消失，1692年首次普遍取消城市选举制度。城市的各种职务从此可以购买，就是说国王可以在各城市向某些居民出售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力，国王开始插手城市事务。

而巴黎的变化主要是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的本身。这主要的原因除了前面的三点外，作者提出到了18世纪末，外省城市没有了印刷工，或者印刷工没有活干。毫无疑问，18世纪末比起16世纪来，出版的各类书籍要多得多，但是思想动力只来自中央。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另外法国的工业生活更加收缩集中于巴黎；巴黎当时对工业设置的财政立法障碍比法国其他地方要少；任何地方也没有巴黎那样易于逃脱束缚。正因为如此，巴黎变成了法国的本身。

法国旧制度时期形成中央集权，让人似乎感觉到民族主义也已形成，但事实并非如此，贵族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下层人民两方面关系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作者在介绍中央集权的影响时提到：在旧制度时期中央集权的形成使得我们马上看到一个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见到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密集、更为一致的冰冷的社会。表面上，在旧制度下生活的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置身社会中上层的、唯一引人注目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简直完全相同。民族主义似乎就在此时形成，但是这并不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我感觉这是因为离法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还差一步，这就是作者提到的：这彼此一致的人群中，还竖立着无数小障碍物。作者分别从贵族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下层人民两方面介绍。

贵族与资产阶级。首先作者指出：如果说资产者与贵族更加相似，那么同时他们彼此更加隔离。以前，贵族和资产者是合作的，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召开甚至停止，普遍自由权利最后死亡，地方自由随之毁灭，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贵族在旧制度的变革中依然保有免税特权，免税权使得贵族与其他人孤立。并且贵族因为不再是掌权阶级，就开始变为种姓。这几点使得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而资产阶级与人民也相互分离，几乎同贵族与资产者相互分离一样。在旧制度下，中产阶级几乎全都住在城市，因为聚集在城市里的资产者有种种办法减轻军役税的压力，农村却不行。所以资产阶级开始越来越往城市跑。由于居住地点不同，更主要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加上最常见的利害关系，资产者与农民分离了。

所以虽然在旧制度下中央集权开始形成，但是所有小团体均因某些特权而彼此分离。法国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而每个团体只顾自己。这就是作者提出的一个集体个人主义。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旧制度下不能产生民族主义。

但是个人感觉旧制度已经有产生民族主义的土壤了。就像作者提出的那样，把如此相同的人隔离开来的那些小障碍物，在他们本人看来也不符合公共利益，不符合常理，而且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已经向往统一。他们每一个人坚持各自的特殊地位，只是因为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但是，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都不超出共同水平，他们是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的。

继续援引作者所说的就是：在革命的一开始，就是无与伦比的赤诚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迁延。绝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注定转瞬即逝，他们从此已形成一个种族，散步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世代代延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我感觉可以理解为这就是法国民族主义的产生。

读后感：法国大革命爆发与苏联瓦解有类似原因，人民对当局服从是出于习惯而非意愿。

另外说一下我在这本书其他方面的收获，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和苏联瓦解的原因进行比较。作者指出：法国政府不愿让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预对他们自身事务的考察，它宁愿贫乏，也不要竞争。但是，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许极为自由地讨论有关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或者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他以为那种事与它无关。

我感觉这和苏联中后期的政策也很相似，赫鲁晓夫的文学解冻，勃列日涅夫时期签订的《赫尔辛基宣言》，戈尔巴乔夫的种种改革。尤其是赫尔辛基宣言，在J·M·罗伯茨的《欧洲史》和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两本书中对赫尔辛基宣言签订之后“人权”这个向苏联思想的渗透的西方武器极为强调。但是同时苏联还在严密地控制着本国和东欧人民。这可以就是说禁止人们评论政府的芝麻小事，但是容忍西方国家和国内的第五纵队攻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并且作者还指出：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这个是否可以和生活在苏联晚期的人们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