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谈到唐朝的灭亡，都会谈到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这两者是唐朝衰亡的最重要原因。不过，我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经济原因。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经济的原因，唐朝也不例外。而唐朝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财政短缺，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本文就谈谈财政危机是如何拖垮了唐朝。

一，唐朝财政危机的出现

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税，也就是租庸调制度。唐朝前期推行均田制，也就是将国家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则为国家提供租庸调以及兵役，所谓的“租”为田租，庸是以“钱”代役、调是就是户口税。

这种近似于乌托邦的土地制度，很快就遭到了破坏。由于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能够分配的土地也减少了。到了唐高宗时期，土地已经严重不足。原本均田制规定每户可以拥有120亩土地，不过实际上可能5亩都分不到。虽然土地份额不足，但农民的租庸调份额却没减少，如此农民就只能选择逃亡，躲避赋税，均田制走向瓦解了。

武则天时期，“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农民逃亡是政府不允许的，因为这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武则天和唐玄宗就大规模清查户口，历史上称为“括户”。721年，唐朝就找出逃户80万户。由于没有土地分配，政府无法让这些逃亡的户口重回原地，只好承认他们的“客户”地位。

逃亡的人口规模巨大，唐朝不可能用租庸调向他们征税，于是增加了户税、地税等税种。在开元年间，地税已经成为了国家重要的税源，甚至已经和租庸调征收的税额相等了。但是户税和地税的征收面远远大于租庸调的征收面，也就是变相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户口大量下降。同时，唐朝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减少了不少，华北各藩镇的赋税也不会上缴中央。在这样的环境下，唐朝的财政危机全面爆发了。开辟新的税源，成为了唐朝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方式。

二，两税法的出台

安史之乱后，唐朝首先以提高税率的方法来解决财政危机。769年，唐代宗提高了对八等户、九等户收税的收税标准，八等户的户税从天宝年间的452文提高到了700文，九等户从220文提高到了500文。到779年，唐朝的户税总收入达到了600万贯，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两倍多。

地税也在不断提高。763年，地税是每亩2升，到大历五年，上田每亩税5升，新开垦的荒田也要2升。以前是每年征收一次，现在变成了每年征收两次。766年后，又新增加了青苗钱每亩15文，以及地头钱每亩25文。

户税和地税虽然增加了不少，但是租庸调的税收却日渐减少，直到被彻底替代。779年唐德宗任命杨炎为宰相，杨炎推行了两税法。主要措施就是将所有的税收统一为春秋两次征收。两税法的推行，简化了收税的程序，并且主要以财产作为收税多少的依据，变得合理了。两税法的推行，暂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不过两税法的推行也是“竭泽而渔”的表现。此政策意味着国家承认了土地的兼并，于是兼并之风更加盛行。与此同时，自耕农的破产速度也加快了，逃亡的农民不断增加。在两税法推行后，唐朝历代皇帝还会在两税法之外继续增加新税，如青苗钱、义仓税、间架税、茶漆税、茶税、榷税、盐税等，可谓“苛政猛于虎”。

两税法推行后，唐德宗自以为百姓得到了实惠。784年，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唐德宗在这一年游猎于新店，寻访了这里的赵光奇家，问“百姓高兴吗？”。赵光奇说：“不高兴”。唐德宗疑惑道：“今年大丰收，为什么不高兴”。赵光奇回答道“因为朝廷的诏令言而不信，之前说除了两税之外，其他的都免了。现在征收税两税之外的已经超过两税。后来官家又强制征收粮食，一开始让百姓将粮食运到路边，现在直接要让我们把粮食运到京城，路途遥远，牛死车坏的情况屡见不鲜，搞得家破人亡，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

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少征收吧，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入不敷出；如果多征收吧，又会加大地方的矛盾。不过唐朝后期皇帝基本都是短视的，他们只管满足朝廷的开支，不管民间死活。安史之乱后，地方的农民起义就不断，唐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三，开辟新的财政来源——榷盐

两税法的推行虽然扩大了征税的对象，提高了税率，但是难以弥补唐朝巨大的财政缺口。唐朝想要运转国家机器，就必须要增加新财政来源。唐朝政府首先想到的是盐。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只征收盐税，而现在，盐税显然是不够的。

在安史之乱期间，河北的颜真卿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模式——榷盐，也就是国家垄断盐的经营。此后，第五琦被任命为盐铁使，开始将榷盐推广到全国。为了尽可能增加收入，第五琦推行了官产官运官销的垄断政策，几乎将整个盐业的收入都掌握在呢政府手中。榷盐推行的第一年，国家就得到了40万贯的收入，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

六晏上台后，又继续对榷盐进行了改革，推行了官办商运的方法，提高了运转的效率。经过六晏的改革后，榷盐收入已经占据了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到了780年，榷盐收入已经占据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所谓“天下财赋，盐利居半”。

唐德宗年间开始，开始推行两税法，榷盐收入在财政上的比重下降到了三分之一，不过总量却在不断增加。在元和年间，榷盐收入高达728万贯。

榷盐收入不断增加，损害的却是百姓和商人的利益。由于政府垄断经营，盐的价格也随之飙升。在开元年间，盐每斗10钱，第五琦就提高了10倍，每斗110钱。唐德宗时期，提高到了370钱，许多老百姓只能选择吃淡食。

朝廷推行垄断，进行暴利经营，那民间必然有人铤而走险。非常巧的是，推翻唐朝的那一帮人，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的。这些人包括王仙芝、黄巢、王建（前蜀建立者）、钱镠（吴越国建立者）、徐温（南唐建立者）等。这些人通过贩卖私盐，获得暴利，同时也悄悄组建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和朝廷对抗。最终的结果就是一部分贩卖私盐的发动了农民起义，另一部分则趁机演化为地方割据势力。总之，两者瓦解了唐朝在地方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