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姜维北伐最大受益者竟是蜀汉的囚犯?只要北伐就大赦,罪犯笑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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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10 15: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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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季汉,那就是:北伐!)

北伐,是季汉集团最壮烈的赞歌,从诸葛亮鞠躬尽瘁六出祁山,到姜维矢志不渝九伐中原,这段历史有着太多金戈铁马和振奋人心的故事。

(六出祁山的诸葛亮,真正做到了为季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也许有人会批评季汉穷兵黩武,白白的耗费自己的国力,但丞相的《后出师表》就点明了季汉立国之本:以战立国。没办法,季汉和曹魏的实力对比实在太过悬殊,如果双方都沉下心来搞发展,季汉与曹魏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只有北伐才能有一线生机。所以北伐对季汉来说就是一杯鸩酒,不喝肯定会渴死,喝了可能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挺过来,所以不管是诸葛亮还是姜维都坚定的北伐,从未改变。

既然北伐对季汉如此重要,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排除军方(毕竟战争可以直接给他们带来功绩,所以武将们是支持北伐的)外,季汉北伐谁得到的好处最多?

(刘禅实在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对他来说窝在益州当皇帝似乎也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有人说肯定是刘禅和季汉的官员们啊!北伐成功,领地扩大,朝廷得到的人口、赋税也就更多,这不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么?那还真的未必,因为刘禅本身并不是一个进取精神很强的皇帝,守着益州这一亩三分地对他来说也挺好,攻城略地他高兴,窝在益州当天子倒也不坏,所以对于北伐,刘禅并不像诸葛亮或姜维那样迫切。

(谯周:季汉反对北伐第一人)

那季汉的大臣们呢,非但不支持,实际上内心还颇多排斥,对于土著官员来说,本来就对外来势力夺取他们本土人的蛋糕颇多不满(季汉政权有荆州、益州和东州三个势力,执政者的方针是以荆州派为主,拉拢东州派,打压益州派),偏偏益州派人还最多,您想想打仗肯定益州人是大头,没什么权势还得当炮灰,益州的官员们对于北伐的态度也就可见一斑。诸葛亮在世时还不敢说什么,到了费祎和姜维时反战的声音就逐渐占据主流,可见官员们对于北伐的国策也未必有多支持。

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官员,那谁是北伐真正的受益人呢?是囚犯。

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囚犯和北伐有啥关系?还真有,您听我慢慢给您解释。首先咱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诸葛丞相执政的十一年里,季汉只进行过一次大赦,而在丞相死后的三十年内,大赦的次数竟然达到了十次之多!

(大赦天下,只要不是犯谋反等大罪都能减免,所以我们把性质严重的罪行叫做“罪在不赦”)

问题来了,何为大赦?大赦某种意义上是对国家法律的践踏,它是皇帝凌驾于法律对罪犯的一种恩赐。在大赦期间,判刑蹲监者一律给予赦免或减刑(毕竟是封建时代,虽然说什么依法治国,但皇帝一句话就能让法律失去效力)。所以囚犯们最盼望的是啥?大赦。本来犯了死罪,现在赶上了大赦就能减免刑罚岂不爽歪歪?

大赦的好坏很难断定,有蒙受不白之冤者遇大赦可活命,但也有横行不法者乘着大赦钻法律的空子。东汉末年朝政混乱,有宦官就把即将要大赦的消息告诉巫师张成,张成大喜,让自己的儿子把仇家给杀了,就为了等大赦来临免死。

(诸葛亮强调:开诚心,布公道,依法治国,对践踏国家法律的大赦很是不以为然)

所以诸葛亮对大赦并不感冒,在他执政期间从不大赦,唯一一次还是刘禅继位的时候,《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后主袭位於成都……大赦,改元。”

只有依靠法律严明才能获得民心,而像大赦这种“小恩小惠”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和践踏,这对崇尚“依法治国”的诸葛亮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当年丞相厉行法治时就很是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法正甚至还写信给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劝诸葛亮要拉拢蜀地民心,用法宽松。而诸葛亮也回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答法正书》:“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诸葛亮认为治理国家切忌不可用小恩小惠,因为你用职位去恩宠下级,等到赏无可赏时他们就会滋生懈怠、轻视之心(也就是一碗米是恩人,一斗米是仇人),只有执法严明百姓们才知道什么是恩德。秦法严苛,所以刘邦采用宽松的环境来拉拢人心,而刘璋却“仁弱”,所以导致蜀中法治不严,百姓不畏其威,不怀其德,叛乱不止。现今天下大乱,正需要严正法纪,开诚布公!

(不管是马谡还是李严,只要触犯法律,一律依法处罚)

事实证明诸葛亮是正确的,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仅仅数年就让季汉成为了一个“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国家。为了“有法可依”,他和法正、刘巴等人制定《蜀科》作为一国之法,坚持季汉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为了“执法必严”,诸葛亮要求执法公平公正,做到“赏不遗远,刑不阿贵”、“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即使马谡是自己最看重的亲信,但丢了街亭犯了军法,杀!李严和他同为托孤重臣,但故意矫旨殆误战机,诸葛亮上疏请求后主将李严废黜流放梓潼。第一次北伐失败,他上《街亭自贬疏》,检讨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不能训章明法”、“授任无才”自请贬官三级。诸葛亮并不讲究什么“刑不上大夫”,在法律面前人人皆平等,也正是因为诸葛亮公平公正,被他责罚过的人都无怨恨,诚心改过,“法加于人而无怨者”。

(诸葛亮治国:兼取儒法,在强调严正法纪的同时也强调对百姓的教化)

诸葛亮执政也并不只强调刑罚,无视德治。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始终强调要“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对民众进行教育,重视对民众的教化,真正做到了“执法公允无私,使民众心悦诚服”,连对诸葛亮评价不高的陈寿也说“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所以诸葛亮执政期间季汉从不大赦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在丞相去世之后,季汉却一改以往轻易不大赦的习惯,频繁进行大赦,大赦次数之多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第一次: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大赦。大赦原因:丞相去世,北伐宣告失败,为了稳定人心季汉宣布大赦。

第二次:延熙元年(即公元238年),大赦。大赦原因:册立皇后和太子,这时举国欢庆的大喜事,所以宣布大赦。

第三次:延熙六年(即公元243年),大赦。

第四次:延熙九年(即公元246年),大赦。

(司马懿用假痴不癫的计谋骗过曹爽,此后司马家独掌曹魏大权)

第五次:延熙十二年(即公元249年),大赦。大赦原因:曹魏发生“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诛杀曹爽三族,曹魏政局动荡,敌国大将夏侯霸前来投奔,本着“敌人反对我们就要欢迎”以及对曹魏的幸灾乐祸,季汉宣布在这一年大赦。

第六次:延熙十四年(即公元251年),大赦。

(在费祎死后,继承诸葛亮遗志的姜维开始多次北伐,在此关键节点,朝廷宣布大赦)

第七次:延熙十七年(即公元254年),大赦。大赦原因:执政大臣费祎在酒席上被刺客刺杀,朝中动荡不安,姜维首次北伐攻破河关、临洮两县,再加上此前投降的狄道县,虽然最终没能守住三县土地,但姜维还是将这三个县的百姓迁徙入蜀,在这内外皆动荡不安之际,刘禅为了稳定人心宣布大赦。

(段谷之战邓艾把姜维杀得大败,这在季汉引起轩然大波,为平息民愤朝廷宣布大赦)

第八次:延熙十九年(即公元256年),大赦。大赦原因:段谷之战姜维惨败,季汉死伤者甚重,国内对此怨恨愤怒,为了平息百姓们的怒火朝廷决定大赦。段谷之战也是季汉自夷陵之战后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死将佐就多达十几员,士兵数千人,从此后季汉对于北伐的反对者日多。

第九次:延熙二十年(即公元257年),大赦。大赦原因:曹魏淮南发生叛乱,姜维再次出兵关中。站在季汉的角度上来说看着曹魏发生内乱当然是一件很爽的事,但大将军姜维再一次北伐也让民众们厌倦疲惫,士气低迷,所以为了振奋精神,季汉宣布大赦。

第十次:景耀元年(即公元258年),大赦。大赦原因:瑞星出现,改元。

第十一次:景耀四年(即公元261年),大赦。

第十二次:炎兴元年(即公元263年),大赦。大赦原因:曹魏三路大军伐蜀,值此危急存亡之际,为了激发季汉人民爱国热情,抵抗曹魏的侵略,朝廷宣布大赦。

(频繁的大赦只会白白便宜那些囚犯,而且严重地伤害了蜀汉的法度)

如此频繁的大赦,可以看出蜀汉后期法治紊乱,早年间丞相所强调的法治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所以我才说北伐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个罪犯。犯法了又如何,杀了人又如何,反正朝廷要大赦(而且还大赦了这么多次),多大的罪都能免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季汉后期要如此频繁的大赦呢?还是因为北伐。

(姜维北伐多年,寸土未克,多年的征战已经让季汉疲惫不堪,统治者只能频繁大赦来争取民心)

季汉建国初期,立国之本就是克复中原,匡扶汉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诸葛亮等人先后去世,季汉慢慢从理想回归到了现实:北伐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时候的屡次北伐,只会造成本来就国小军弱的季汉更加疲敝不堪,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尽管我们以后来人的角度看姜维是多么的悲壮,他顶着国内大臣的不理解继承丞相遗志毅然北伐,但对于当时的国民来说,大将军这样三番五次的北伐又没什么战果,就是严重损害自身的利益。由于多次北伐,季汉惨到了什么程度?“时兵车久驾,百姓疲弊”、“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当年政治清明,民众安居乐业的乐土竟然变成了这副田地,真不知道泉下有知丞相该有多难过!

(北伐—百姓反对—大赦—接着北伐,这已经是季汉末年的恶性循环)

所以在国人多有不满的情况下,季汉的统治者们不得不释放更多的善意和恩德,多次大赦来消弭百姓们的怨气。咱们看看季汉的这几次大赦,从建兴十二年到延熙十七年,大赦的次数大概是三年一次(这时候的执政官员是蒋琬和费祎,虽然也有北伐,但是次数不多,程度也不大,所以大赦的频率不高)。但从延熙十七年开始,大赦的频率就到了惊人的一年一次,这段时间也正是姜维和陈祗两个主战派一主内、一主外的时期(姜维几乎年年北伐,国内的矛盾瞬间爆发,朝廷不得不多次大赦),这样的频率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由此看见,季汉的如此频繁而密集的大赦和北伐是分不开的,但这样真的对季汉有好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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