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苏轼

和才人

章惇

。

本该患难与共的章惇竟然成为苏轼的背后小人将他从朝野赶了出去。

这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他们从知己变成陌路曾经的友谊何以走到今天的田地

苏轼与章惇患难之交，肝胆相照

苏轼和章惇年龄相仿，同一年考中进士，又曾同在陕西路为官，互相欣赏而成为挚友。后来章惇追随王安石变法，名列新党。

而苏轼则反对激进变法，是新党打击的对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

作为新党核心的章惇挺身而出，为苏轼仗义执言。

苏轼出狱后被贬黄州，不少朋友避嫌疏离，但章惇依然与之书信往来，送药问候。

两人的友谊，经受了时政风云考验，可谓肝胆相照，千载后读之，犹令人动容。

神宗死后，哲宗继位。元祐年间，支持旧党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听政，司马光苏氏兄弟等得到重用，章惇等新党人物则被赶出朝廷。

同时，党争也愈演愈烈。等到高太后薨，哲宗亲政，章惇所属的新党再次受宠，对旧党展开报复。

已去世的司马光被夺谥号，甚至差点“发冢斫棺”。

苏氏兄弟都被贬到岭南，其中苏轼最惨，最终放逐到当时的荒绝之地海南岛。而这背后的推手，正是当年和苏轼感情超越了党争的好友：章惇。

为什么苏轼和章惇会反目成仇到如此地步？我认为应该归咎于苏轼自己：他曾蒙受章惇搭救，却在自己最风光最受高太后信任的元祐年间，不但没有对章惇施以援手，反而有落井下石之嫌疑，导致了章惇心态大变：“你不仗义我不仁，爱恨从来皆有因。”

此说对苏轼公平吗？我以为很不公平。

苏轼与章惇是好友，但从来不是同党

两人曾是互相信任的好友，但政见立场并不一致。

苏轼入狱，新党权贵章惇挺身相救，是出于对朋友的义气，并不是基于章惇认可苏轼的理念和做法，相反，他认为苏轼有错，需要改正。

比如苏轼信中记载，被贬黄州后，章惇来信安慰：“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与章子厚书》

意思是朝廷仍可能重新起用苏轼，但前提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话外之意是，苏轼如果改变不了政治立场，就并不适合在朝为官。

那么同样的，元祐年间，是旧党把持朝政，新党被逐，章惇被赶到外地担任闲职。对于政见，苏轼和章惇始终是持相反的态度，此时苏轼也会认为章惇不适合在朝为官，我觉得这是苏章二人心知肚明的情况。

在新旧两党互相弹劾的时候，苏轼并没有单独针对章惇发表过意见。

如前所述，苏章二人政见不同，认为对方党派施政有错难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章惇是新党代表，攻讦新党就不可能不提到他，但苏轼也只是把章惇放在众人之中来谈，尽量消弭章惇的个人作用，已经有怕过多伤及朋友的考虑了。

章惇在元祐年间是外放，不是流放

当然了，今人在这个问题上抨击苏轼，主要是觉得苏轼没有报恩。

章惇对苏轼的恩情表现在：苏轼入狱，差点被杀，章惇出言相救。苏轼对章惇的薄情表现在：章惇被赶出朝，苏轼居然一言不发，也不求太皇太后开恩。对比强烈，让人心寒。

先别忙着心寒抑或脑热，其实章惇自己都可能很懵：“谁说我需要搭救了？”

真实的情况是，旧党充斥朝廷，章惇被外派知汝州，后来又知杭州，最差的时候在杭州洞霄宫领个闲职，他自嘲“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谢刘子先赠酒》。

比起当年在朝中任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来确实失意，但汝州便利，杭州富庶，章惇虽是福建人，但年少时跟着父亲寓居苏州，眼下在离乡关不远处闲置，可以算“归安丘园”了。

而且北宋党争激烈，官员外派很正常，苏轼还曾主动请求外派。此前新党炙手可热时，章惇都曾被赶到湖州为官，更何况旧党如日中天时。

王安石为相，司马光就退居洛阳多年，不问世事，专心组织人写《资治通鉴》。

所以，不被朝廷见容的章惇在江南半退休，苏轼可能真的不觉得有多惨。

如果章惇也入狱，也面临砍头风险，苏轼没有站出来搭救，世人怎么痛骂苏轼忘恩负义，都不为过但这样的局面并未出现。

弹劾章惇的是弟弟，不是哥哥

元祐年间，不断上疏抨击新党的官员中，苏辙表现抢眼，章惇就遭到他的猛烈弹劾。很多人把这笔账记在苏轼头上。

原因无他，陈歆耕先生戏称：“苏氏兄弟的关系亲密如穿连裆裤。”其实兄弟俩当时的志向并不相同。

苏轼已厌倦官场，想回家种果树了：“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苏辙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泝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请广陵》后面还有一句“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侧面说明苏辙正雄心勃勃，不肯退休。

而且，谁干的事谁负责，不能殃及池鱼。例如，就在章惇闲居的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知贡举，章惇的儿子章援考中进士，成为苏轼门生，第二年还跟随苏轼拜访米芾，愉快地谈及章惇。他们没有觉得尴尬。后来章惇重新得势，把苏轼贬到惠州。

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苏轼的旧友章楶出任广州知州，经常给苏轼送好酒。章楶不仅是章惇族兄，而且政见也倾向于新党，此时章惇正在疯狂打击苏轼，可是苏轼与章楶的交往并不受影响。

歪曲苏轼好意的是今人，不是古人

章惇闲居的时候，苏轼给他写过一封信，这便是著名的《归安丘园帖》。

信的开头写到：“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说明之前章惇也在回信问候苏轼，并非苏轼一个人唱独角戏。然而奇怪的是，苏轼信中的“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回到故里安居家园，这是我们当年共同的愿望。您现在接近实现心愿，让我企羡不已啊！但是我担心您入世已深，尘缘难了，不知道是否真的能脱离名利场。被现在一些自媒体博主解读为在讽刺挖苦章惇。

对此，苏轼表示很冤，“归安丘园”本来就是苏轼与章惇早年的约定。有章惇《寄苏子瞻》作证：“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也有苏轼《和章七出守湖州》为据：“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章惇收到信后应该也不觉得是恶意，否则就会将信撕个粉碎。

实际的情况是，章惇不仅把信珍藏起来，而且还世代相传，至今完好地保存在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书法史上的传世名帖。

综上，等到哲宗亲政，章惇拜相，两人关系为何急转直下，恐怕还需进一步挖掘史料。

至于元祐年间苏轼对章惇的态度，我认为并不过分，至少算不上恩将仇报。可是后来苏轼遭受的报复，却超过了苏辙，到底是弟债兄偿，还是人心狭隘，就不得而知了。

再后来，人生暮年，苏轼和章惇又是如何回顾这段纠缠了四十余年的爱恨情仇呢？哲宗死，徽宗立，

苏轼遇赦北归，章惇这才真正遭遇到流放，而且也是像苏轼那样被逐岭南。章惇之子章援生怕苏轼回朝报复其父，赶紧写信告罪。

此时的苏轼，早就无意仕途，又岂会执念于恩怨。他既不可能报复，也无力拯救，只能抄写丹方，托章援转给其父，冀其自爱：“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外。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章惇呢？他正在谪去南方的路上。

宋人《冷斋夜话》记载，章惇途中夜宿南山寺。遇到了一个老和尚，是从眉山来的，可能是苏轼发小，本打算渡海见苏轼。但是没有赶上，苏轼已北归。

章惇邀请老和尚喝酒。两人倚槛看霞，白云苍狗，如峰如火，变幻无穷。章惇忽然喃喃自语：“夏云多奇峰，真善比类。”“夏云多奇峰”出自前人《四时》诗。当年苏轼在徐州，曾一行十人游桓山，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分韵作诗，苏轼拈得“泽”字，诗中有“此欢真不朽，回首岁月隔”的句子，很像是在预言苏轼和章惇的交往。

我猜章惇此时一定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