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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阴差阳错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发生，但恐怕不会有什么事比孔子进入西方世界的经历更具讽刺意味、更令人瞠目的了。

谁都知道，西方人最早知道中国的存在，是靠了马可波罗的游记。

这位威尼斯商人的儿子在他的书里，第一次向欧洲人揭示了一个富足、强盛、美丽的东方古国。

但是囿于自身的经历，作者的介绍并不完全，甚至连中国最著名的长城、最富特色的茶叶都未提及，当然就更谈不上去触及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儒家思想了。

真正使中国文化在西方受到青睐、成为众人瞩目的时尚的，却是十七、十八世纪相继来华的传教士、其中尤以耶稣会传教士的功劳为最著。

1、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秘诀”

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者强行租占了后来被称为澳门的那个岛屿。不久，天主教传教士便接踵而至。

那时，在世界各地，传教士和殖民者就像一对作威作福的孪生兄弟，哪里被殖民者所染指，哪里很快就会皈依“神圣宗教”。

然而，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度中，一向战绩辉煌的神父们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中国政府严禁他们深入腹地，老百姓又如逃瘟疫一般地躲避着他们。

一五八二年，当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时，他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

出人意料的是，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位传教士不仅在南中国的沿海城市中立住了脚，而且还长驱直上，深入到中国的腹地，甚至京都，使明朝的后宫里也有了为数可观的基督教徒。

利玛窦传教的“密诀”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他的中国化。

利玛窦一反传统的传教方法，放下西方人自视清高的架子，从了解当地的习俗、民情开始做起。为了能与中国人沟通。他习汉语、着华服，广交天下名士，几十年间从未中断过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因而他能够理解和体悟这个民族的文化精蕴，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在一篇短文中曾赞誉利氏“深通汉学，著作典雅”，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一个“洋道士”来说谈何容易！

利氏的“中国化”还不仅止于此，它还蕴含着更深一层的内涵、那就是基督教的“中国化”。

在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他尝试着去寻找一种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方法来诠释、宣传基督教教义。

他很聪明地想到借助于“孔圣人”的圣明去叩开中国人的心扉。

在《天主实义》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克武王，无竟推烈，丕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年，将受厥明，明昭上帝。”

不管中国典籍中的“天”、“上帝“与基督教所言的“天主”、“上帝”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我们不能不惊叹利氏这种“中为洋用”的大胆创举。

当然，他做这样的比附，首先是基于一种传教策略的考虑。但须知，基督教是一种绝对排它的宗教，传统的基督徒是绝不能容忍以他们至高无上的“上帝”，去比附任何其他神祇的。

利氏在探索一种新的传教方法中，恰恰打破了这种绝对性，松动了基督教教义的严格界限，这里面难道不意味着一种“中国化”？

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使他赢得了成功。既然基督教教义与儒家经典的教诲并行不悖，中国人自然就没有什么需要特别防范的了。利玛窦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

2、法国传教团的作用

利玛窦的方法由于行之有效而为后继者们所仿效，在他之后抵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大多承袭了这一套“中国化”的方式。其中成绩最卓著、最值得一书的，是在康熙年间来华的法国传教团。

路易十四统治法国期间，他的大臣柯尔柏首先提出了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计划，深得路易十四的赞赏。

那时，法国正急于扩大海外贸易、又极想与远东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与早已在华设有传教团的葡萄牙相抗衡。自从利玛窦成功地在中国扎下根后，欧洲便不断听到有学识的传教士在华颇受欢迎的传闻。

一六八一年，柯尔柏决定利用法兰西科学院绘制新世界地图的机会，向中国派遣六位具有较高科学文化修养的传教士。

这样，一来可以实地进行科学考察，完成绘图的任务；二来可以传教，把“神圣宗教”带到天涯海角；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要使法兰西在中国设立第一个带有使团性质的常设机构，在法中两国间建立起直接的外交、贸易关系。

不幸，柯尔柏不久就病逝了。这个一石三鸟的计划被迫搁置了一段，最终由他的继任者卢瓦执行。

一六八五年三月，被严格挑选出来的六位数学家神父启程赴华，经过近三年的艰苦旅行，除一名神父中途被暹罗国王留下外，其余五位终于在一六八八年二月抵达北京。

这五位神父是：洪若翰、张诚、李明、刘应和白晋。

这些精通数学、天文学知识的神父们在中国的工作果然进展顺利。他们一到目的地，便立刻按照利玛窦的方式努力使自己“中国化”，并且竭尽全力地以自己的科学知识，为中国皇帝效劳，因此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

在中国历史上以励精图治、开明睿智而著称的康熙皇帝，不仅按神父们的所长分别对他们委以重任，而且于一六九二年恩准基督教在华公开传播。一六九三年，康熙帝染疾，高烧不退，神父们献上了刚从印度弄到的金鸡纳霜，使“龙体”得以康复。为了报答神父们的救命之恩，康熙帝甚至降旨在京城内拨地为他们修建了教堂——北堂。

受这些成绩的鼓舞、更多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前来中国总数达到了百余名，大大超过了其他各国传教士的数目。

所有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几乎都是博学之士。他们或通晓天文学、数理化，或身怀绝技，这就保证了他们能够沿着利玛窦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也保证了他们能完成法国国王委以的科学、宗教、外交这三大重任。

3、法国传教团的贡献

尽管他们遇到了种种阻力，但是利玛窦“中国化”式的传教方式，为他们创造了种种接近中国人灵魂的机缘。据统计，至康熙末年，以法国耶稣会士为主的在华传教士、已使近三千名中国人皈依了天主教。

他们参与了中国的一些重大科学考察：校定历法、绘制第一张中国全图等，同时，他们又把这些观测结果及时向巴黎报告，丰富了法兰西科学院的科研成果。

他们出色而忠诚的服务博得了“龙颜大悦”，康熙帝有时甚至委派他们参与清廷的重大国务活动。张诚、巴多明神父曾先后陪同皇帝巡幸；张诚、白晋和巴多明神父还分别在清政府与俄国、荷兰、英国的外交往来中充任过译员等要职。

靠着处心积虑编织起的“友谊”关系网，他们几乎能深入到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再加上十分接近国家上层的决策人物，他们对中国的体制、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

正是这些神父们，后来成为了本书主人公伏尔泰认识、了解中国的主要媒介。

无需讳言，这些神父们公开发表或未发表的材料，为法兰西王国提供了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法国国王及政府制定远东政策的主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确出色地扮演了法国驻华首批外交使节的角色。

当然，他们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法国。十八世纪，在中国问题上，几乎整个欧洲都参阅他们的著述。这些作品信息量大，且相对准确和真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如果说利玛窦由于向中国人揭开了西方现代科学之谜，而首开了西学东渐之先河，那么东学西传拓路者的桂冠，则理所当然要戴在这些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头上。

假如后来传教士之间不发生一场唇枪舌剑的内讧，我们本可相信这些博学而能干的神父们会在中国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也许就会有一个神奇的飞跃。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神父在华和在欧洲的同仁们，以及罗马的教皇“陛下”，都不希望看到基督教的“中国化”。与其让如此圣洁、正统、专横的“神圣宗教”，受到异端文化的玷辱、还不如看到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4、康熙禁教的缘由

利玛窦“中国化”的特殊传教方式，包括向中国礼俗所做的让步。利氏来华不久就发现，中国的老百姓每逢一定的日期总要阖家团聚，祭奠祖先;士大夫们还要定期公祭孔夫子。在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之后,他认为这些礼仪都属于建立在传统伦理道德观之上的民族习俗，与宗教并无关系。所以他不仅不反对受洗后的中国人继续祭祖祭孔,自己还每年两次到孔庙中去祭拜，以示彻头彻尾的“中国化”。

和利玛窦一样，他的后继者们对这些传统的中国礼仪也持宽容态度。没曾想,这种基于人道和政治双重目的的举动、却为耶稣会传教士们引来了一场灭身之祸。

古老的中国拥有用几千年文明滋养出来的独特的传统，在这样一种深厚的文化面前，任何一种外来宗教、外来文化，如果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就绝不可能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

利玛窦对中国礼仪所做的让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基督教教义所做的“汉地化”改造。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未发生过像西方那样残酷无情的宗教战争，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中帝”，“恕”道的思想。

在天主教各教派中，耶酥会是最反动、最讲正统的修会，在欧洲俨然以正统天主教义卫道士的面目出现，成为欧洲各国宗教改革的大敌。

当然，耶酥会神父们不甘于永远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

对于所有的指责、他们以各式各样的小册子、杂文、回忆录和报告予以反驳。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愈演愈烈的笔战，搅得整个欧洲都不得不惊愕地注视起中国来。

罗马教廷对这场论战更不能漠然视之。

教皇历来惯于对全球事务指手划脚，岂容远东呈现如此糟糕的局面！于是，在短短的时间内，罗马先后向中国派遣了两位特使，以调查“中国礼仪”问题到底是“迷信”、“偶像崇拜”，还是属于民间习俗。

然而，无论是一七○五年派出的图尔内主教，亦或是一七二○年派出的嘉乐主教，都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却引起了康熙皇帝的警觉。这些洋教士居然反对中国古已有之的祭祖祭孔的礼仪，居然在斗大的汉字不识几个的情况下，争论中国“天”字的真正含义，这使康熙感到十分惊诧。

而教皇向他的国土派遣特使一事、更使他感到主权受到威胁。一七二○年，嘉乐主教带来了教皇禁止在华天主教徒参加祭孔仪式的《禁约》，康熙在中译本的下面用朱笔批道：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同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此专言乱者莫通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一七二二年，康熙辞世，翌年，其子雍正继位。十年后，乾隆登基。雍乾两帝对传教士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他们除在宫中保留了少数确有专长、有一定实用价值的耶酥会士外，将其余传教士一律递送澳门，并且永不准他们再进入中国内省。

一七二四年，雍正下令禁教。在华的教堂纷纷关闭，已入教的中国教徒大批还俗，基督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一七四二年，教皇伯努瓦十四颁布法令，最终禁止在华传教士及中国教徒参与一切为基督教所不容之礼仪。持续了百余年的中国“礼仪之争”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5、意外的收获

传教士们带给近代中国的首先是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的革新。他们第一次引发了中国人对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兴趣，却没能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为他们的“神圣宗教”所动心。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庞大且富庶的帝国，根本感受不到有接受异国宗教的必要。

而在欧洲，这些传教士们又在无意之中成了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

欧洲对中国的感性认识是从与丝绸、瓷器的接触中开始的。

早在中世纪，中国精美的丝织品和瓷器，就经由著名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阿拉伯，再从那里转道欧洲，成为欧洲各国君主们收藏和馈赠品中的上乘之品。十七世纪初，海上霸王荷兰创立了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与远东通商。经由阿姆斯特丹转运欧洲各地的中国物品深得各国官廷的宠爱。到了路易十四亲政以后，这类物品已开始在法国流传。

随着法国海上贸易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中国漆器，扇子、茶叶、屏风、泥人及各式小玩意儿运抵法国。单是一七○○年自广州返回法国的昂菲特里特号商船、就载回了价值一百五十万利弗尔的中国货。

那些做着“远东梦”的商人们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无意之中成了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体，这大概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从十七世纪末起，中国便成了对法兰西人最富吸引力的国名之一。上至国王大臣，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以能拥有中国工艺品而自豪。

在这样一种崇尚中国工艺品的氛围中，许多仿制品作坊应运而生。当时，马丹一家生产的漆器、塞夫勒瓷厂生产的瓷器竟达到可以乱真的地步。这些仿制品在民间更是广为流传。

那时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但凡有些身份、有点财力的人都在家中设有“中国室”，或辟出“中国角”，摆放上或真或假的中国货。于是，中国艺术就这样走进了干家万户，成为十八世纪的欧洲争相追逐的一种时尚，时人称之为“中国热”。

这股“中画热”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十八世纪四、五十年代达到了高潮。

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一下这股浪潮的始末，便会惊异地发现，商人们虽在不经意中充当了异族文化的媒体，但他们的媒介作用与来华耶酥会传教士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真正掀起这股浪潮，并在“中国热”中不断推波助澜，甚至把它推向更高阶段的，是那些身着儒服，汉化了的神父们。

这些神父在把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东方广袤的土地上时，在相反的方向上也更有成效地充当了文化传播的媒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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