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即位之初就扳倒魏忠贤和阉党，由此让不少人对这位皇帝及其执政史产生了误解。觉得崇祯过于厌恶宦官而主动舍弃这一助力，甚至替他后悔“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可以负责任地说崇祯在清算“魏阉”的同时，就在重用宦官。

比如曹化淳先被其提升为提督江南织造，后令他提督东厂并掌锦衣卫事。任命宦官高起潜监宁锦兵饷、唐文征督京营、王迎朝监行营等等，并且开始赋予监军太监们独立指挥所部军队的权力。

例如“丙子正月廿六壬申 …上又忧贼不即平，命内臣卢力德、刘元斌率禁旅出讨《明季北略》”。指挥权再加上粮饷的监督管理权，让宦官们对各部明军的控制超越了原本的督抚和兵部。

崇祯十一年末，受命指挥天下勤王兵马的宣大总督卢象升，之所以仅率偏师与后金决战（战死于钜鹿），原因之一就是他指挥不了边上的高起潜和关宁军。

除此之外，崇祯还破天荒的直接任命宦官参与外廷各部司事务。如令王应朝、邓希绍入驻兵部，监视关、宁兵粮及各边抚赏。任命张彝宪为“户工总理”，监察户、工两部政务并考核官员。

崇祯五年，皇帝任命宦官王坤为宣府巡阅并允许他上陈军国大事。

受宠的王坤工作热情很高，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弹劾并扳倒了宣府巡按御史胡良机。兵科给事中魏呈润为胡良机申辩，也一并被牵连下放至地方任光禄署丞卒。由此王坤的信心更足，开始涉足朝堂事务。

先是弹劾翰林院修撰陈于泰“盗窃科举功名”，然后又指责内阁首辅周延儒包庇陈于泰和尸位素餐，导致周延儒不得不上疏请辞（崇祯没同意）。

窃惟皇上差委内臣，不过核钱粮兵马物料而已，原非假以大臣小臣官评吏议也。迩年以来， 参疏日上，论劾渐广，内则纨科道六曹，外则纠方面督抚，又内则纠六曹卿贰，今则纠辅臣矣，此臣所谓越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志道于崇祯六年二月初七上了一道奏疏，劝谏皇帝不要太过重用和纵容宦官。除此之外王志道还公开了一个更严重的话题，皇帝正在撇开朝廷和官僚系统，重启让人深恶痛绝的宦官政治。

若使内臣纠劾方面，以侵抚按之权，而辅臣不问；内臣纠劾御史，以侵掌院之权，而辅臣不问，内臣纠劾六科给事中，以侵掌吏垣之权，而辅臣不问；内臣纠劾卿贰执政，梗乎由含天宪，手持朝纲，而辅巨尚不问，则将焉用彼辅臣哉？

对崇祯来说，宦官他要重用但重用宦官的锅他不背。因此第二天皇帝就在文华殿召集各部司堂官和言官，让他们旁听自己和王志道就此事的辩论。

帝曰：“遣用内臣，原非得已，屡有谕旨，极是明白，如何又有这一番议论？昨王坤疏，有旨责他率妄，大体已存了，如何又牵扯许多？说内臣参的处了，参内臣的又处了，但是处分各官，都为内臣，这等朝廷之上别无政事，都是内臣了。种种诬捏，不可枚举。

崇祯上来先是斥责王志道说他重用宦官是在无事生非，原因是“屡有谕旨，极是明白”。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之前委任和外派宦官的旨意都是经内阁附署的，不是他这个皇帝偏爱宦官和一意孤行。

正统朝之后，皇帝一般不再直接向外发布旨令，而是先将旨意传达内阁，经内阁票拟附署和草诏后方才形成正式圣旨。不经内阁直接下传的圣旨也被称为“中旨”，一些官员会以“内臣矫诏”为由拖延或推诿执行。

崇祯这么说其实也反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皇帝被官员架空而无法有效行使皇权。整个朝廷实际是崇祯的提线木偶，不然他也不可能在任内做到，杀巡抚十一人、总督七人，换十一任刑部尚书、十七任兵部尚书，累计召五十人入阁（明朝大学士一共才一百六十四人）。

接着崇祯又指出受命外派的宦官和外廷官员一样，都是在为皇朝做事，都是他这个皇帝的臣子。既然宦官行为不当，外廷官员可以弹劾。那么官员失职，宦官为何不能弹劾？崇祯这么说，是故意把皇权和朝廷混为一谈。

统治一个皇朝大的方面来说有两种方法，一是皇帝自己直接发号施令并监督执行，二是通过由官员组建的系统（朝廷）来统御。

皇帝个人精力、能力的限制，决定了他无法一个人统治皇朝。但是皇帝集权的属性，又让皇帝们不愿意将权力分润于朝廷。由此宦官成为了皇帝延伸权柄的工具，以扩大皇帝行使皇权的能力，但这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皇朝事务的庞杂以及个体主观态度的差异，决定了稳定且持续地处理政务，更依赖的一个系统且稳定的管理组织，而不是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所以皇帝为了江山和皇权的稳固，还是得限制自己的权力欲望，与朝廷合作。

历史上太过于放纵自身权力欲的皇帝，全成了暴君、昏君。盛世、治世则共通的都是皇帝和朝廷关系平和，且皇帝不怎么直接发号施令。这是皇帝集权制度源生的矛盾，并不是所谓的官僚争夺皇帝权力，不然皇帝完全可以解散朝廷并罢免全体官员。

崇祯当然也明白这些，他只是在无法克制自身权力欲望的同时，又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所以他把基于皇权的宦官和基于朝廷的官僚混为一谈，这样即使事情干坏了，他也便于推卸责任。

及辅臣为王坤所参，举朝皇皇，为纪纲法度之忧。臣仰体皇上好问好察，无所不照，岂可使中外纷纭之疑不以上闻？臣闽海村愚，自以为辅臣该言的，臣亦该言；内臣既可纠廷臣，廷臣亦纠内臣，可也为法受罪 ……

王志道并未陷入崇祯的话术里，他再次指出宦官参政，不仅破坏了朝廷固有的制度，也让官员们开始惶惶并观望，是该依章法办事还是唯宦官们（皇权）马首是瞻。而且他用崇祯的话反问崇祯并为自己的“无事生非”做辩解，“内臣既可纠廷臣，廷臣亦纠内臣”。这句话也暗含另一个意思，皇帝您可以甩开朝廷做事，但是得对结果负责。

这一下就把崇祯给彻底激怒了，不过皇帝一时也难以正面反驳王志道，就转而从字句上找毛病和转移话题。

明朝官员在上奏弹劾或劝谏皇帝时，一般都会说些自谦自罪的话。王志道也不例外，他在辩解的最后说了句“至臣疏中不能详慎，语多谬误，罪当万死”。崇祯就抓住他“自认”的“谬误”不放，训斥王志道“有这许多谬误来！你在朕前说谬误，书之史册就不谬误了？”

帝又曰：“尔为宪臣，从来有何建白？既是知无不言，还有军国利弊大事，何不奏来？”再四诘之。

接着又开始刁难王志道，既然你说身为言官有建言之责，那么当下的军国利弊大事你怎么不说，并且连续逼问。一时之间王志道也只能答，“兵马、钱粮、物料三者，实当时急务， 此外未敢轻及”。这个笼统回复则正中崇祯下怀，话题被成功转移。

崇祯借此对王志道大加批判，说他大事一件不关心，就会抓着一个小问题上纲上线，“多少关系国家大计，一件不说，因用内臣，外边不便作弊，恰有王坤一疏，就张大起来，有许多话说”。

最后不仅斥责王志道“奸巧之极”，还给他扣了个“挟制朝廷不便处”的罪名。在“怼”赢王志道后，崇祯也不忘给旁听的众官员扣帽子、上紧箍。

又曰：“文武百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差内臣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参来不行，差他做什么？你们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

简而言之，不是朕偏听偏信宦官，都是被你们这些无能的官员逼的，相关责任也该由你们来负。皇帝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内阁不得不出面“接锅”。

于是首辅周延儒率所有阁臣一起出班谢罪，“皇上万不得已，遣出内臣查核边备，原是忧勤图治之苦心，屡谕甚明，外廷皆知。人于皇上原无不钦服，只是臣等罪状多端 ……”。

至此辩论结束，王志道被革职回籍，崇祯大获全胜。此后崇祯继续重用宦官，不过再也没什么人敢站出来反对了。

但这对崇祯来说并没什么作用，此后大明在他的幸苦操持下仍然每况愈下，最后大厦将倾时被他委以厚望的宦官们除了王承恩，其他不是逃就是选择了卖主求荣。

附录：本文相关文献出自《崇祯实录》和《山书》（作者孙承泽）